在对待男女两性之爱方面，中西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爱情至上，男人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女人为了爱情也会舍弃一切。这就是爱情至上。两性的选择与婚姻，完全是以爱情为基础，而不论出身、门第、年龄、社会地位和其它考虑。
对于中国人来说则不然。中国的婚姻并不以爱情为基础，婚姻可以没有爱情，而爱情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婚姻的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毕竟是人的理想。对于一般人来说，男女结合，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女人嫁男人，是为了找一个生活依靠；男人找女人，也要考虑政治、经济、出身、门第等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对自己未来前程的影响。
可以说，西方人的婚恋，是感情的需要，爱情是她的基础，因此才有“金婚、银婚”、“度蜜月”之类，显得非常浪漫；而中国人的婚恋，更多的是理性的选择，在这种理性选择中究竟还有多少真爱，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因此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远没有西方人来得浪漫。
西方人以理性的高度发达而著称。这种理性就是逻辑。它发展出了“思维术”，发展出现代科学，以及全部民主法制的现代社会。西方人的理性服从于生存的需要，现实生活中的人是高度理性化的。然而人性中还有非理性的一面，还有感性的、超世俗的、神性的一面，而在人的谋生活动中，在生存境界中，它是被压抑的。这就需要定期上教堂，以释放生存压力。同时也是满足人性对神性的渴望。
在西方，爱情至上，爱情是最神圣的，它是人类情感中最神圣的部分，决不能被玷污。而这就使它具有了与宗教偶像一般的神圣性与绝对性。同时，它也是人类情感的极致，因而也就有了高度非理性的品格。这决定了西方人陷入爱河中的失去理智，为此甚至不惜与情敌决斗。在中国，基本就没有这种情况。这也表现在西方的爱神丘比特是一个儿童，儿童智慧不成熟，容易感情用事，它是用弓箭射中男女双方之心的。而在中国，司爱之神是一个月下老，智慧与人生经验已经完全成熟了，因此只需要用一根红线就可以系住男女双方。这表明，维系男女双方最根本的是责任义务。
在理性高度发达的民族中，尤其需要感性的因素类来平衡，而爱情，男女两性最纯粹的爱，当然是这种最理想的平衡因素。因此，西方人对爱情的态度与宗教信仰一样虔诚，也就不奇怪了。这就无怪西方人举行婚礼时总要上教堂。因为爱情与宗教信仰一样神圣与崇高，一样绝对和永恒，一样能够超越生存（西方人可以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那种生生死死的爱确实是感人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对爱情就像对待宗教一样有一种神圣感，正因为如此，才有费尔巴哈“关于爱的宗教”。
但是中国人不然。中国人缺少这样一种神圣的感情。对于男人来说，事业高于爱情；对于女人来说，结婚不过是生存的保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完全是生存的需要。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根本就没有个人意志的选择，更谈不到什么爱情。
当然，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在经济地位上对男性的依赖已经不是很显著，但是只要你注意到征婚广告中的种种条件，就会发现，婚姻中爱情的含量有多么稀少。所谓爱情，也无非就是爱金钱。
中国人对于生育的态度也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婚恋服务于生存的特征。在传统道德看来，女人就是生育的工具，是男人的性奴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必须从一而终，且不管爱与不爱。这也是生存的需要，因为社会的高度稳定需要让女性做出牺牲。感谢中国的女性们，正是她们伟大的无私奉献，才可以让男人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也才使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成为可能，尤其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稳定环境。
当然，中国人也有爱情，但那与婚姻并没有必然联系，婚姻与爱情完全是两回事。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对爱情的态度远没有西方人那样神圣与崇高。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婚姻与爱情观上的区别。
还应该提到的是，把两性之爱升华为一种宗教，不独西方，印度也如此，只有中国不然。但印度与西方不同。西方是把爱情等同于宗教，而印度是把性爱升华为一种宗教。印度宗教是性爱崇拜，其中突出一个“性”字，两性交合，通过偶像崇拜而得到了大肆的渲染，在印度神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神湿婆与沙克蒂热烈拥抱的雕像，其性感程度和刺激，恐怕连自以为观念开放的西方人也感到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