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之二十四·二十五_生活服务_湄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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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1/21 18:20:11
来自：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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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美好的大学生活

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俄文大队。她是在西南解放后为了培养军队的俄语翻译人才而设立的。后来改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俄语系，为地方培养建设所需的俄语人才。随着我国大学的院系调整，就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她合并了西南革大的俄语系、四川大学俄语系。学校设在风景秀丽的重庆北温泉后山的松林坡。在北温泉的后山上有一大片松林，林中稀稀落落建有数十幢砖木西式房。据说解放前这里是一所什么学院所在地。重庆去合川的公路从学校门前经过，路上面是运动场、教学楼、女生宿舍、食堂、办公楼、和教师宿舍、苏联专家住地，路的下方有五幢别墅式的砖木结构的品字形二层楼房，大都是男生宿舍，一部分单身教职工宿舍，其中一幢是学校的图书馆。学校只开设俄语文学系，故名为俄文专科学校，简称西南俄专。学制为三年，是为了尽快培养出急需的俄语翻译和教师。到一九五六年学校己毕业了两期。学校以小班制的方式教学，每个班二十多个人，据说，这样是便于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我们这一年进校新生约二百人，是历年来招得最多的。共编了八个班，我在38班。这一年因高中毕业生员不足，国家从在职干部中招收部分学生，所以我才得以报考。我们班共二十五人。他们是：杨武能、何荣參、任中林，杨绍林、宋广成、曾维新、熊端成、喻全光、谢会刚、许廷镛、黄德坤、陈隆生、吴大伦、徐志福、陈运炎、董邦联、张淑贤、陈美娟、张再康、王瑞琼、胡永宽、孙瑾、赵宏秉、代冠、朱晴辉和饶裕民。其中杨绍林、宋广成、胡永宽和陈美娟四人来自贵州，孙瑾来自云南，其余全来自四川各地。据当时的招生大纲介绍，西南俄专主要为人民解放军、为全国各条战线培养高级俄语翻译人才和高等学校的师资。在校学生不到六百人；教职工大约也是五百来人。有苏联专家二人，苏藉教师二人。校长王耀祖，是延安抗大毕业的学生，师级干部。据说他是去延安投奔革命的天津大学学生。是典型的北方大个子，戴一副金丝眼镜，讲话很有风趣，言谈中流露出北方人的直爽，也充满知识分子的斯文。

我们开设有俄语语音、语法、词汇三门专业课和政治、中国语文、语言学引论和体育课。另外每周有两节由苏联专家来上的会话课。除体育课和会话课为考查课外，其余全是考试课。考试课以五级分计祘，即1、2、3、4、5分，五分是优，四分良，三分及格，二分差，一分劣。考查课就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进校不久，就发给我们巴掌大的蓝布壳烫金字的记分册，打开一看，首页就贴有本人的二寸照片和几行醒目的大字：学生在本校修业期满，经国家考试，成绩及格，凭本证发给专家资格文凭。

我们班的词汇课老师是宫铁燕老师。他大约二十五六岁，他是东北人民大学俄语系五三年的毕业生，吉林人。个子高大，身材魁伟，方型脸，脸上有一些白麻子，要不然，他可真是个英俊男人了。他专业知识丰厚扎实。他也等于是我们的班主任，因为词汇课特别重要，所以他常和我们在一起，人很和气。教语法的是林长荣老师，他是从四川大学英语系三年级转过来学俄语的，五四年才从我校毕业，四川人，矮小个子，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说话细声细气，斯斯文文。因没有手錶，上课时常拿来一个拳头大小的马蹄闹钟放在讲课桌上。他语法讲得细致，特别是俄语的变格变位规则讲得有头有尾，便于记忆。语音课是一个女老师教，她很漂亮，一米六的个子，苗条的身材，圆型的脸上总是有两个迷人的酒窝，唇边总是带着微笑，一双笑眯眯的大眼睛，蓄着长长的两根辫子，辫梢常扎着绿色或粉红色的缎带，像两只彩色的蝴蝶飘在背后。咖啡色的高跟鞋配上浅色或花的布拉吉使她格外光彩夺目。她很好打扮，差不多每两天就换一套衣服。每当她一走进教室，小伙子们总是把目光盯在她的身上，欣赏她那青春的美。至于课嘛好像听不听都无所谓，反正课后都在练习发音。教政治课的是郑惠申老师，他中等身才，戴着近视眼镜，说话不快不慢，轻言细语，语齿清晰，说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政治课常听大课，即全年级，有时甚至致是全校在礼堂听大报告，有时是郑老师或政治教研室的刘华伯主任或校长、副校长作报告。课后，班或小组讨论，然后写出自己的心得。政治课本是联共（布）党史，有时是时势。郑老师常参加我们讨论，他对我很好。语文课由语文老师编发教材讲义油印发给我们，也是年级听大课的方式上课。语文教师有三个：张自强，温雅横，范道棻，他们都是解放前某大学的副教授和讲师，讲起课来很有风趣，特别是温雅横老师，常在大课堂上插入一些惹人发笑的小故事。如在讲到民间语言时他举了个打莲花闹的故事，说打莲花闹的人语言丰富，脑筋灵活。有一天，一个打莲花闹的人走到一家卖草鞋的小店，立刻顺口就说道：“这家老板生财快，草鞋拿来挂起卖。”老板见他是来乞讨的，就不耐烦地说：“去，去，去！”于是这人又随口念道：“老板，老板你不要赶，看你贤惠我才来。你不施捨不要紧，不要因此把我怪。”当然他们都己年近半百了。体育老师有三个。一个是中年的矮个子男老师江浩荡，他教田径课；一个是三十出头的女老师，她姓廖，身材魁伟，结实，真像一个男老师，她教我们游泳课。下水游泳前都必须穿上泳装，在游泳池前的空地上做预备操。她那一身晒得黝黑的肌肉在阳光下反射出黑亮的光，使人感到健康的美。她那两条黝黑的腿足有小面盆那么粗，做起操来腿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她游泳游得很好。但说起话来声音却像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听人说，她因长得像个蛮头蛮脑的男子汉，当时都还未找到男朋友；再一个叫刘笃生，五十来岁，瘦瘦的身材，鹰嘴鼻，两只眼睛滴溜溜地不停地转动，说话很小心，生怕露出什么马脚被人抓住，但对学生又尖酸刻薄，竭尽挖苦之能事。他教的器械运动课，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大概与老师给我的印象有些关系。如在做跳马、跳箱运动时，我跑到跳箱跟前就不跳而拆返回来，做单双杠运动，我只跳起去摸一下杠子就完了。刘老师见我如此，眼鼓得大大的，脸都气得发青。我对游泳课很感兴趣。我小时候在茅坪读小学时和在湄潭读中学时就经常去河里游泳，而且学得很快。现在我们就住在北温泉旁边，北泉就像是我们的校园，要游泳那简值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我们经常去北温泉游泳，常常以男同学当龙头游在前面，后面女同学们一个拉住一个的腰，组成长长的一条龙，在池子里游来游去。我也喜欢江老师的田径课，我还在全校万米负沙袋越野赛跑中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所以我每学期的体育课仍然是及格的。

而我的其他各门功课都是五分，总得到任课老师的赞扬。

在语音课方面，最困难的是俄语的“P”的发音。这是一个俄语的特殊音，发音时舌尖向上捲起放在上齿后面接近天膛处，嘴微微张开，然后用气流冲击舌尖，使之上下跳动，发出颤抖的“尔，尔，尔……”的音。开始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捲着舌头，发出气息，只听见满教室的硬邦邦的“尔，尔，尔”的声音，但舌尖就是不颤动。课后，走路，游泳都在练习。练了一个月仍然不会，我以为永远发不好这个音了。一天晚上，已经睡觉了，躺在床上，为了不打扰室内同学的睡眠，我用被盖盖住头，躲在被窝里练习。突然，一下子就颤会了。我那不听话的舌头，居然一口气颤得长长的，发了几十个“尔，尔，尔……”。我高兴极了，不停地练习，直到深夜一点过钟，把这个音完全巩固下来为止。可是就这个音，有许多同学到毕业时还不会哩。

语法课最难的就是俄语的变格变位。俄语的名词按词尾字母不同，分为阴性、中性和阳性，每个词又分单数和复数，按它在语言中的作用又分为六个格，每个格在词尾的变化都不同。单是名词就有如此复杂的变化规则，学起来特别难记，稍有错误，别人就不理解你的意思。在一句话中，还要求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等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否则就错了。然而，俄语又有好学的地方。首先，它不像英语，没有另外的读音音标，字母的读音基本上就是它在语言中的发音，不必另记一套读音规则；其次，由于六个格把每个词在句中的作用固定死了，所以词在语言中的顺序相对灵活，一般不会因词的顺序排列而影响它的语意表达。学了不到三个月，我就会用俄语简单表述我的意思了。

我被班上的同学选为词汇课代表，经常向宫老师反映同学们对词汇课的要求和问题。

每周还有苏联专家给我们上两次会话课。苏联女专家叶芙达基娅·季米婕叶夫娜，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身材苗条，蓝色的眼睛，金色长卷发披在肩上。那怕冬天，我们冷得发抖，她也只穿薄薄的外衣和裙子。她上课很有趣，跟学生们对话内容从家庭成员生活情况到学校环境，个人兴趣和情感。记得她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一束鲜花，由张再康代表我班同学给她献上，然后由我用俄语向她致欢迎辞。她十分高兴。称我们为“孩子们”。在跟我的对话中，她问起了我的家庭成员，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妈妈、弟弟、妹妹和妻子。她大吃一惊，耸了耸肩说：“啊，你有妻子了？！”然后接着说：“你的妻子一定很可爱吧，你爱她吗？她作什么工作？……”弄得我非常窘。后来班上的同学，常问起我关于妻子的事。

学校每到周末总有舞会。在教学楼前的大操场上，在各班的教室里，下雨天就改在大饭厅。操场上拉起红绿彩灯，学校乐队就是舞会的当然乐队。百十对姑娘小伙子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在彩色的灯光下来回旋转、穿梭。苏联专家常来参加我门的舞会。跳舞是苏联人最喜欢的活动。我的舞伴多是班上的女同学，她们也特喜欢约我一道跳舞。

陈美娟，一个不太高的胖胖广东姑娘，她是从贵州青镇人民银行考入俄专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梳两条齐肩的小辫子。舞跳得很好，也十分活泼。她常约我一起去北泉游泳或去那里的树荫下背单词，或去与学校一桥之隔的三花石工人疗养院跳舞，去北泉看露天电影。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们班的同学们相处得十分和睦，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没有任何的争吵。在学习上，生活中也互相帮助。

从我们学校去北碚有十来公里远，如从江边小路步行，要走一个小时。我们常邀约去北碚玩。记得在入学不久的一天下午，我们班好多同学约好去北碚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嘉陵江水，在秋天总是绿荫荫的，两岸靠近江水的河沙坝总是宽宽的，农民们都在秋天江水退下去的时候把两边的沙坝种一季小麦。我们沿着沙滩的麦地边有时转弯，有时跨沟上坎走到北碚去。

电影院座无虚席，全场鸦雀无声，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只听见满场呜咽的哭声。当看到张忠良的儿子在上海街头卖报，被他父亲的小汽车撞倒，当看到张忠良的老母亲啃着儿媳妇从他家拾回来的人们啃过抛弃的猪骨……的时候，当看到他的结发妻子悲伤至极去投江的时候，满堂的人们哭声大作。电影散场了，人们抹着脸上的泪走出电影院。同学们的脸上都是泪痕斑斑。旁边的陈美娟的眼圈红红的，还不时地用手绢去拭擦那忍不住的眼泪哩。已经很晚了，我们踏着月光，沉浸在电影的悲伤情节中，沿着柔软的沙滩走回学校。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岁生日。全校师生起得非常的早，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姑娘们穿得花花绿绿，抹上脂粉，涂着口红。七点半钟，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校长宣佈今天全校师生去北碚参加庆祝游行。

上午十时，游行正式开始。北碚地区内的三所大学：西南俄专、西南农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就有近一万人，整个游行队伍走在北碚的大街上浩浩荡荡，只见彩旗招展，鲜花起伏。我们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志气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奔向胜利的前方！”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进着，似乎我们正豪迈地奔向共产主义。

离学校三公里是澄江镇，是嘉凌江边的一个小镇。镇边修了一条二三十公尺宽的运河，不知通向那里。运河两岸风光秀丽，翠竹苍松，小楼红门，一排排白色小屋，一条条水泥幽径。我们早就决定国庆假日去那里野餐游玩。大家筹备了很久，准备好锅碗、面条、蔬菜、糖果饼干……十月二日阳光灿烂，和风拂面。我们先乘船沿河上行。河面上荡起阵阵波纹，微波拍打着船板，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小船上，我们高唱歌曲，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船行七八里，我们弃船登岸，沿着幽幽小径前行。那一排排白屋据说是荣军疗养院。再前进数百公尺，有一块长满浅草的河滩。在河滩上，我们用手挖好两个土灶，从旁边小树林里拾来枯枝，高高兴兴地煮起面条，又在空地上铺好报纸，把带来的糖果摆上，大家围坐成两堆，愉愉快快地吃起自己烹调的野餐。打打闹闹。一片欢笑，一片歌声。

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唱着“红梅花儿”、“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卡秋莎”等俄语歌曲，一边交谈着今后美好的前程，沉浸在深深的幸福之中。

往常重庆的冬天并不很冷，然而，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北风呼呼，使劲地吹，嘉陵江上荡起鱼鳞样的波浪。哪怕是晴天，早晨也是雾沉沉的，北温泉园中的花草早己枯萎了，只剩下笔柏还一颗颗挺立在那空旷的路边，显出它那不畏寒冷的傲气。我们的学校正好在山嘴突出的地方，南来北往的风都从这儿吹过，故而很冷。临近学期考试，突然一场大雪把山上的松树装扮成了一座座的银塔。学校操场上积满了两三寸厚的白雪。好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象。小伙子们、姑娘们拥到雪地里，成了勇猛的战士。一个个脸手冻得通红，都在抓起雪团，打着雪仗。突然，我觉得一阵寒冷从后颈到背心一团冰冷的雪融化在我的内衣里。转身一看，原来是调皮的陈美娟在偷袭我。我立刻追过去，在雪地中抓住了她，她一下扑进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拥着她……。这是多少年来重庆人看到的一次美妙的雪景啊！

期考结束了，同学们都打点着回家去过年。我也不例外，上大学后第一个寒假怎么不回家去呢。

从重庆坐火车到赶水，再转汽车到遵义，一路上我觉得有点孤单，一想起马上要见到分别半年的家，要见到妈妈、弟、妹和妻子，我又高兴起来。我上学以后蒲代英把我的妈妈和广碧妹妹接来遵义同住。

车过娄山关，道路被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十分溜滑。车不能开动。从山脚直到关口都有专门的护路工人用铁铲铲石沙撒在车轮下防滑。旅客们也下车跟在车后慢慢爬上山去。关口上风力强劲，路边的树叶成了一棵棵雪“白菜”。翻过垭口，下坡路更难。汽车只能一步步地滑行。直滑到冰雪稀薄的地方，旅客们才上了车。到了遵义己是晚上八九点钟了。看见城里的万家灯火，心中涌起阵阵热潮。

见到妈妈比我离家时苍老了许多。是啊，这七八年来她经过了世事的沧桑，经受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历尽了人间的磨难。在土改中受到的批斗和凌辱，忍受身体上和生活中的苦痛，饥寒交迫，胆颤心惊，朝不保夕……她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都说明了这一切。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呜呜咽咽地哭了许久。我把他安慰了一阵，让她坐到椅子里，久久讲不出话来。广碧妹妹己长大成人了。他和妈妈一起来遵义住，这既是蒲代英的好心，也是妈妈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妹妹告诉我，在农村实在无法住下去了。光是体力上的辛劳她们可以承受，但那些莫名其妙的欺辱实在是难以忍受。

我十分感激妻子的贤惠，她承担了妈妈、妹妹和弟弟的生活。弟弟住在遵义一中学生宿舍，妈妈、妹妹住在百货公司原办公楼上一间屋子里，她则住在另一幢楼上。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然而这一年，一家人确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春节。过完大年，我就准备回校了。临走那天，全家人一齐送我到汽车站。妈妈流着老泪对我说：“广成，你可不可以不去读书了？遵义也可以工作呀。”我知道她受尽了人间折磨，多么想有个安乐的家啊！怎么愿过骨肉分离的生活呢？但为了建设祖国，为了美好的前程，我不能不回校啊！

四月初，班上同学春假中组织了一次去缙云山的旅游。缙云山就在我们学校背后。从学校松林坡小路上去，就是由三花石通向山上的公路。同学们早就为这次春游作好了准备。徐志福同学还揹了除“四害”时发给班上的一支火药枪。当然也携带了必不可少的照相机。

我们沿着校园中松林坡石阶小路上去，整个松林幽静而又清新。林中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松针的清香使人觉得肺腑清爽。画眉在林中使劲地歌唱，杜鹃和狗窝雀拼命地呼叫着同伴。穿过松林，沿着缙云山公路，我们有说有笑地进入缙云山风景区。一处处的疗养院的红墙绿瓦，从林中掩映处印入我们眼中。庭院中的奇花异草送来阵阵芳香。最后我们登上了缙云山的顶峰——狮子峰。从那里眺望脚下北碚城的全貌。嘉陵江像一条翡翠项练挂在北碚这位美丽少女身上。点点白帆和拖着灰色烟雾的轮船航行在江上。更远处，雾蒙蒙的低矮的丘陵，像放牧的羊群，散落在巴蜀大地上。狮子峰的顶端十分窄小，稍下面一点，还有一道石围墙，据说这里是古代的营盘，易守难攻。

一路上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同学们显得多么亲热、活泼而又团结，真像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回校的路上，我想起了上年入学后，校刊上登的我班陈隆生同学的一首诗：嘉陵江在招手，缙云山在点头。汽车，飞起来吧，司机同志快加油！

二十五遭遇一九五七

五七年的春天仍然寒冷非常。学校的气氛有些特别。波兰、匈牙利事件使得师生们感到迷惑，议论纷纷。纳吉的处死，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抹灭的阴影。苏联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有了一些变化。然而，我对此认识不深，也没有什么特殊看法，只当成世界上发生过的一般事件而己。我仍全身心投入俄语学习中。一心一意想要当个出色的翻译，想去苏联留学。

六月，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各高等学校、各个国家机关传达，但听传达报告之前，主持人宣布“不准携带笔记本入场，只准听，不准记录。”报告讲的十分清晰。报告中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如：四川有个流沙河，写了一首叫《草木篇》的诗，以几种植物为例来讽刺一些人……，像这样的人我们仍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重教育，而不是简单的处分……。报告要求广大干部和知识份子行动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报告还说，如果不积极帮助党整风，是对党不忠，不信任，是政治上的麻痺……

报告后，各班都组织了讨论，动员广大学生、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行动起来，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克服缺点毛病，整顿作风。并把向不向党提意见作为衡量对党忠不忠诚、信不信任的标准。

过了几天，随着形势的发展，传来了西南师范学院董时光讲师在学院鸣放大会上的讲话小报以及其他各院校的鸣放消息。第二天，时逢星期日，我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看望原在遵义百货公司一道工作，去年同时考入该校的张光金。他热情地招待了我，并带我参观了他们系以及学院的“鸣放墙”。在那里，教学楼，大礼堂，宿舍楼的墙壁上贴满了鸣放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对学院教学、管理、学生的前途待遇以及对个别党员作风态度等方面的意见。一些内容虽然言辞偏激，但我认为都是出自对党的热爱与信任。董时光鸣放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提出批评，也没有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新中国的用意。董时光是留学美国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热爱祖国，积极设法并通过一些外交手段才得以回国的爱国学者。回国后被安排在西南师范学院当讲师。当然在他的讲话中也有一些对于他个人利益、地位的追求的意图。

回到学校后，我向校刊写了一篇“春风还未吹到北温泉”的小文章，也对原遵义百货公司的个别党员，如徐某某，高傲自大，不钻业务，摆老资格的缺点提出批评，同张光金一起邮寄回遵义百货公司。我认为这就是帮助党整风。这可算是听党的话了。在紧接着我们班召开的“鸣放”会上，经再三动员，我提了以下意见：一，报上谈“教授治校”问题，我认为只提“教授治校”不妥。应改为在党委领导下组成以教授、青年教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来管理学校。这样，有党的领导又有专家内行参与，学校就会搞好教学；二，关于新闻问题，现在有些报纸，中央的，省的，市的有时连文章的标题都一模一样。我认为各个报纸应有自己的特色，地方报纸应多报导地方新闻；三，关于选派留学生问题，我们学校每年都向苏联选派留学生，其标准必须是党员。我认为应当按以下标准来选：1，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政治历史清楚；2，学习好；3，身体好，有培养前途。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党员、团员、甚至非党团员的学生也可以考虑选派。

过了几天，风云突变，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播放《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还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等文章，并有“把某某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揪出来！”喇叭里要同学们擦亮眼睛，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操场上，教学大楼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揪出右派分子宋广成……”，“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宋广成反党反人民的谬论……”等大字报和漫画。有的甚至进行着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用谩骂的语言和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或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一时间黑云压城。我简直感到莫大冤屈，有口难辩。向谁申诉呢？我们班上以杨绍林、董邦联为首组织发动对我的批斗。我能招架吗？！过去朝夕相处、无话不说、亲如兄弟姐妹、十分要好的朋友一变而成为敌人。怎么办？怎么办？！全校搞的轰轰烈烈。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班就揪出了四五个“右派分子”。这些人都各有“罪”名，但共同之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天在班会上，在年级会上，甚至全校大会上轮翻批斗，罚站，弯腰，疲劳轰炸等手段都用上了，言语中辱骂、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逼我低头认罪，交待问题，交待历史，交待动机，交待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与“密谋”。稍有顶撞就要挨更厉害的惩罚。全校每个班都是如此。此时，我想到用自杀来洗去我的屈辱。但我又想，我死了他们还会更加侮辱我，说我畏罪自杀，说我自绝于人民，这不能洗雪我的冤屈；我的妈妈，我的妻子和弟弟妹妹他们怎么办？特别是妈妈，她一生受尽折磨，至今也没有过一天安定的生活，我不明不白地死了，她会怎么想呢？她经受得住这个打击吗？她的日子又怎么过呢？不，我不能死，我要洗雪我的冤屈，我要让人们看看我的心是干净的，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五七年夏天，我就在学校痛苦挣扎着度过。七月末，学校终于放暑假了，我可以回家了。但我怎么回去呢？回去了又怎么面对我的家人呢？！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家一趟。可当我买好车票，整理好行李，班长杨绍林突然通知我不能回家。此时的我己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毅然离开了学校。

一路上，我悲伤、愤怒、愧疚、害怕，内心的复杂感情是文字语言无法表述的。沿途车站码头，到处贴满了“反击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标语，广播里播的是反击“右派”进攻的歌曲。人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有的只是阴沉沉的悲愁或杀气腾腾的得意的奸笑。唉，人啊，人啊，为什么总要这么你斗我，我斗你？为什么要这么暗藏阴险的杀机？为什么亲如手足的好友，一夜之间竟成了敌人？我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好吃懒做，不贪污腐败，不偷不抢，不诈骗，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工作学习，我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事，这也犯法了？如果说我有私心，那也只是我想学好本领将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能得到更多的名利，如此而己，难道这也是犯罪？那么，人们是不是都必须庸庸碌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求进步，无所作为才是好人呢？我想不通。谁能给我解答呢？谁能给我指明方向呢？

我更不理解的是原先的好同学，好朋友，一夜之间竟变得如此冷酷无情。难道他们原先的“友好”是假装的？难道他们现在的凶狠和残忍又是“表面”？人啊，难道一夜之间竟失去了故有的人性，失去了人的起码的良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也许有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了要向上爬，为了获得上方的赏识，他们一惯以整人的办法过日子，以别人作他晋升的垫脚石吧。但我看有一部分则并非如此，他们不愿昧良心整人，但又不能不参加斗争，以求自保，否则他们也会被这场洪水捲入深渊啊。

我又埋怨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老实，这么听话，这么积极呢？不说不行吗？像有些人那样，装个好好先生，百事不问，整天埋头读书，会上也装聋作哑，一言不发，这不就没事吗？到头来最多说“你政治上麻木，不响应党的号召，不积极帮助党整风”罢了。唉，我可办不到啊！我有我的思想、见解和良心。白的我不能说成黑，黑的我不能说成白。如果说我有错误，那就是有些地方言辞过激，伤害了某些人的自尊心，难道这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毛主席他不是教导我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什么现在是言者有罪了呢？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期间，不是有位著名学者提出“有罪者言之有罪，无罪者言之无罪，有罪者不言之亦有罪” 的狗屁逻辑吗？即使我不鸣放，也难逃厄运啊，因为我早己被划入“有罪” 者的另册了。

在车上，我昏昏沉沉，冥思苦想，总得不到一个答案。第二天，车到遵义。我无精打彩地提着包包走进妈妈他们的新住处——刘家湾百货公司职工宿舍。妈妈他老人家开门迎接了我。从她的脸上我看出她也在为当前的运动耽忧。妈妈的脸更黑了，头上的白发更多了，脸上的皱纹更密了。妈妈啊，你一生一世无时无刻不在为你的子女们操心啊！下班后，妻子回来谈起她们单位也在揪斗一些“右派”分子。妈妈轻轻地问我，“广成，你不会被斗争吧。多骇人啊。一谈到斗争，我就心惊肉跳啊！”是的，她在农村简直被斗争得怕到极点了。随时都被骂挨打，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刑罚。她己遍体鳞伤，满心惊骇。可是为了儿子，还十分担心哩。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我该怎么告诉她们呢？她经受得住这沉重的打击吗？还有我的妻子，他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担，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读好书，将来为她争光啊！她又能承受得住这个打击吗？我只好低头不语。大概从我的表情上他们己猜到了即将降临的灾难吧。我只淡淡地回答说，“谁知道呢，也许这次运动是在劫难逃的了。”是的，谁又料得到明天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果不出我的预料，几天之后，百货公司的领导就通知我说，西南俄专党委已将我的有关情况通知了他们，要我在原单位参加反右的学习。在我回遵义之前，我的三妹广碧经过朋友的推荐和考试，被遵义郊区供销社录取，成为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在遵义茅草舖供销社工作。广兴弟在遵义第一中学上学，成绩较好。这些略略给了我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过了两天妈妈要回湄潭农村去看望大姐和二妹。她离开了遵义，我想也许这样会让她减少一些因目睹儿子挨斗的痛苦。

遵义地专直属各商业公司统一组成一个反右斗争工作领导委员会，所有斗争会，有时各公司单独举行，有时又是在一起举行，声势更加浩大。大礼堂里一千多人，喊声震天。比起当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更加骇人。在遵义的几个月，我被批斗了数十次，当然也有罚站、弯腰、低头、疲劳轰炸（白天黑夜轮翻批斗，不让休息）、拳打脚踢、推搡等所谓的“文明”斗争。有时也让我“自我检查”。但我一开口，立刻就被高呼的口号声压制住了，哪里有我讲话的地方，哪里有讲道理的地方。

百货公司的徐亮志、李光明、彭静英董秀英、杨渊明等一批积极分子，此时正是他们原先想要整我而未找到的好机会。他们一个个极尽谩骂挖苦、侮辱之能事，无中生有、编造事实、捕风捉影把一切尽可能想得出的不实之辞都搜肠刮肚地找出来，尽量洒泼到我的头上，企图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这期间我又一次想到自杀，因为我不忍心看见我妻子跟我受辱，为我担惊受怕。然而她每天却安慰我，要我想开些，看远些。她说：“让他们批吧，斗吧。广大的群众是看得清楚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更何况挨批斗的人这么多。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呢？反正我理解你。”她的话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九月初，开学的日子到了。我还念念不忘我的学业。我想，我必须学习，否则我就落后，势必要留级了。我叫妻子给百货公司领导捎了一张字条说我回学校去了，就乘车去重庆。谁知车到桐梓，就来了一个公安人员把我叫下车，将我带到桐梓县公安局囚禁起来。他们既不出示拘捕证，也不审问，只叫我等候。从上午十点钟一直等到天黑。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真正的监狱生活。那一间黑黑的小屋，在厚厚的牢门顶端开了碗口大一个方洞，在里面就只能看见从方洞里透进的一点光亮。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靠墙铺有一堆不知用了多久的稻草。时值秋天，蚊虫成千上万，恰似饿慌了的恶魔，轮翻不停地发出嗡嗡叫声，向我攻击。此时我记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跳蚤比蚊虫要干脆些，牠要喝你的血，跳上来狠狠地咬一口，喝足了就悄悄地跑开；可是蚊虫却不同，牠要喝你的血，一边还不停地嗡嗡地高谈阔论，谈论够了才叮你一口，吸你的血，吸够了又讥笑着谈论一翻，得意地离开。那一夜我并不比在批斗会上好过啊！我听着蚊虫的嗡嗡声就像听着批斗会上那些叫声一样难过。第二天中午，遵义的李光明才来将我带回去继续批斗。直到十一月中旬，运动好像暂时告一段落。学校来电话要我回去学习。妈妈也回到了遵义。她对我说，她做了一个恶梦：有一条大蛇被她活活打死了。她对我很不放心，才从湄潭赶回来看我。我要走了，然而这一次的离别不像前两次那样愉快，而是忧心忡忡，对前途渺渺茫茫。一家人照样把我送到汽车站，个个眼泪汪汪，挥手告别。哪知这一次确是我与母亲的永别，与弟妹们是二十多年的长久分别，而与妻子却成了离异的“鸳鸯” 。

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我苦闷孤独地坐在教室角落里。同学们再没有了从前那种活泼、友爱、欢乐、向上的气氛。老师也不再在讲课的过程中插进一些有趣的话题。同学们天然地分成三等人：一等人是那些“胜利者”，他们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站稳了“左”派立场，向“右”派分子进行了猛烈的进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批得体无完肤，投降告饶。所以他们脸上露出的是得意的红光；二等人是那些心里不想批斗别人，但又不得不跟着“左”派走的人，他们心里同情“右”派，但又怕受到牵连。他们不敢接近我们，也不过多接近第一等人。他们脸上表现的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安，生怕哪一天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第三等人就是我们这些被揪出来批斗过的“右”派分子。我们自不必说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从教室后门进，从教室后门出。在课堂上只听课不敢发言。老师也不会提问我们。整天孤零零地，去食堂吃饭也生怕碰着别人，惹来一顿臭骂。“右”派与“右”派也不敢接近，因为周围有那些盯梢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他们会骂“臭味相投”，或“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日日夜夜都在恐惧中过着。

五八年初，学校己改为四川外语学院。我们学制改为四年。上年秋天消息传来说，全国因招生计划不周，造成俄语学生过多（这实际上是因中苏关系出了问题），因此学院将安排部分学生转学。一时间，人心浮动。学院也下发了转学计划。其中有：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等院校。我也考虑转天津大学的英语系或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系。我去找郑惠申老师争求意见。然而我并不知道郑老师也受到了批斗。当我去见他时，他竭力掩饰内心的悲伤，但脸上还是流露出莫名的惶惑和无奈，只淡淡地劝我坚持学俄语，不要转学。宫老师也说我俄语学得好，将来有前途。后来，我班转走了不少同学。我虽然也填写了去天津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申请，但未获批准，很明显我己经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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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漫漫人生路》之二十四·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