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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1/24 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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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西山坪的劳动这一学期搞运动，耽误了学习，这个寒假当然被取消了。直到五八年四月初，那天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开会。礼堂门上贴了一张大大的通告：凡被批斗的“右”派分子一律坐在最后的位置上。礼堂正面讲台上挂着“四川外语学院处理右派分子大会”的横标。礼堂四边墙壁上贴满了各种打倒“右”派分子的标语，喇叭里唱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还有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我灰溜溜地走进礼堂，在后面找一个坐位坐下来，静静地等候着最后的“宣判”。心跳得砰砰地响，脑子嗡嗡地叫，像要爆炸似的。前面那些报告根本没有听。只听见“右派分子宋广成，因念其年幼，给以留校查看监督劳动的处分。”我的心炸裂了。天啊，去劳动，我的学业怎么办？不就耽误了吗？笫二天我收拾起行李，和下放农村的老师们一道去嘉陵江对岸的西山坪生产大队劳动去了。西山坪位于嘉陵江东岸，我们学校的对面。名叫“坪”其实是一匹大山，很高很长，但山顶较平。从嘉陵江上游的合川地界延绵过来，直到北碚。山上以产西瓜而闻名，除西瓜外还有其他的水果，如桃、李、梨、葡萄……。山上有一半是农民耕种，另一半是劳改农场。方圆几十里驻了不少的劳改罪犯。我校的下放老师有十多人，加上随同去监督劳动的“右派”师生共有三十来个。我们将在那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自己挑着行李，从学校到澄江镇，再渡江沿江边小路行十来里到合川县的草街镇。这是一个较古老的江边小镇，窄窄的街道都是用石板铺成的，所有的石板都被往来的人们长期踩踏磨得十分光滑了。两边全是低矮的小木屋。因在嘉陵江边，这里也是一个不小的船码头，江面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木船，也有一个小小的轮船码头。来往客商，纤夫都要在这里停下休息，所以窄窄的街道显得十分热闹，尤其是饭馆、酒店、茶馆更是拥挤嘈杂。市上的水果价廉物美。在街上小面馆吃了一碗面条，又匆匆启程。从草街镇背后一条石板小路攀登上去。三十多斤的行李压在我的肩上感到十分沉重。肩被磨破了皮，扁担放上去像火烧一样地刺痛。几年前我在家挑水砍柴都练过力气，磨过肩臂，如今又不行了。当天到达西山坪生产大队，天己黑了，两脚累得跨不上石阶。临时安排住在一农户的堂屋里，被腿痛肩痛折磨了一夜。次日一早听下放队长许攸林吆喝，要我们分散住到各农家去接受监督改造。我住在白家院子。这是一个古老的品字形的木建筑。正房较高，两边厢房较低，中间是一块石板院坝。不过都显得有些破败不堪了。现住了六七家农民，大都姓黄，只有一家姓唐，那就是生产队唐队长家。我分到一个六十多岁的弯腰的孤老农民黄大爷家。他住在右边厢房的最末端。有一间屋子和搭出来的一个扁房，大约有一公尺多宽，那就是厨房。但都破破烂烂，几乎遮不住风。大的一间就是他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破木床，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和一张边沿己破了，已被多年汗水染成古铜色的竹蓆和一床补过许多补疤的棉被。枕头就是捆好的一大把放在竹蓆下面的稻草。床头放了一个满是灰尘的老木头柜子，柜上放了一盏糊了很厚一层油渍的破瓦油灯。我的床舖用两条破木板凳搭上一块破竹凉板而成，不垫稻草。在我的床头和他的床头之间他放了一只便桶，每到深夜，他都起来小便，就在我的头前唰唰地拉起来。那股臭味直冲着我的鼻子。我就要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并接受他的监督改造，哪里敢说“臭”字。厨房里只是一个几块石头垒起的“灶”和一口边沿缺了一大块的铁锅，旁边安了一个用四根木棒支撑着的“桌子”，上面糊满了厚厚一层灰尘和油污。还有一个破瓦钵。现在我和他同住，挑水拿柴，倒尿就是我每天清晨必做的工作。我的粮食定量三十斤，还有油、肉的定量都交给黄大爷，每月还要交给他九元钱的伙食费（按学校的伙食标准交）。可是早餐他先在家吃，给我留下一碗摇得叮噹响的玉米粥。菜就是两三片泡萝卜或泡白菜。我不能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再苦也只能忍气吞声。饭后还得跟农民们一起挖地、挑粪、铲田坎……。才十来点钟，肚子就咕咕地叫，忍吧，忍吧。一天，分配我的工作是舂油饼，即将面盆大小，两三寸厚的菜油饼放在石臼中用一根碗口粗的木杵将它舂成细末作西瓜肥料。油饼十分硬，又不脆，很不容易舂碎。规定了我的任务是舂出五十斤饼末。每一臼只能装四五斤，要先将大块油饼敲成小块。每舂一臼，要花两个来小时。开始，我十分用劲，抱着木杵舂下去，渐渐地，我的手掌磨起了几个大血泡，手臂也酸软无力了。每舂四五十下就休息一次。我一边舂一边数，1、2、3、4、5……起初可坚持到五十下，后来数到二十下都费力了。直舂到晚上十点才完成三十多斤。挨了一阵臭骂。许队长在我对面的唐队长家搭伙。他们每天吃的是白米干饭或油煎玉米饼之类的东西，我哪能跟他们比呢？几天下来，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一天，突然从房子外面的壁缝里，我窥见黄大爷正在吃一大碗米饭和油煎鸡蛋。下午两点钟，我下工回来，瓦钵里留给我的依然是一碗清水玉米粥和几片泡萝卜。我一边喝，一边流泪。命运呵，将要把我折磨到什么程度！院子里也有好心的农民。有一次，一个和我一道挑粪的农民问我：‘你们吃肉了吗？”我说，“哪来的肉？”他说，“昨天赶场，黄老头割了两斤肉呢。”我只摇了摇头。他明白了是什么回事。不久，唐队长就批评黄大爷说，“他（指我）虽是来改造思想的，但他还是国家的大学生，他每月有三十斤口粮供应，又交了九元钱的生活费，肉油供应都给了你，你不能太过份啊！”从那以后，黄大爷给我留下的玉米粥稍干一些，偶尔还在菜里见到一星点油珠儿。西瓜快成熟了，每晚我得和两个年轻农民去地里窝棚里睡觉，守看西瓜，以防野兽偷吃。两个农民从地里偷偷地摘来几个上等好瓜叫我吃，并教我把瓜皮扔到树林里去。瓜虽甜，我又能吃多少呢，肚子吃得胀鼓鼓的，几次小便又瘪下去了。但我看得出农民的善良朴实。他们还说，“你真傻，为什么要鸣放呢？明明知道是骗人的把戏。你们偏要上这个当，真不划算啊！”盛夏是西瓜成熟的时节，西山坪的西瓜远近闻名，又大又甜，味道鲜美。主要销往重庆市区。生产队的西瓜要挑运到草街镇去，从那里用木船装运重庆。从生产队到草街镇虽是下山，但路窄小而陡，很不好走。用竹箩筐或大土箕装运，规定我每次挑七八十斤。有时每一担只装四五个瓜。但在地里摘瓜时必须多装两三个小瓜，可以在路上解渴。这事决不能让下放老师看见，虽然他们背着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仍然要偷吃，可当着我们的面又装得一本正经。把我们骂着，吼着似乎才是尽到了“监督”的责任。大跃进开始了，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稻谷十万斤，一定放个大卫星！”的口号。有个老农民在会上对十万斤的产量表示怀疑。他说，‘除非谷子像鸡蛋大一粒粒的，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产量？”立刻就遭到一阵狠狠的批判，说他是地主阶级的言论，是反革命言论。后来再没有人敢怀疑了。大家都跟着说，“对的，十万斤少了，我看努点力，可争取达到十五万斤。”有人又说：“只要我们按毛主席的办法干，二十万斤也有可能。”……于是产量，任务越比越高。稻谷密植，插秧像纳鞋底一样地密，人们插秧要端条矮凳坐在田里，一天只能插几个平方米的面积。甚至有人提出将稻谷撒在田里，不再移植。种玉米想出了“粪球玉米”种植法，即用猪粪或人粪合上肥泥土，揉成一个个碗口大小的粪球，上面钻个眼，将玉米植入眼中，摆放在屋檐下，待玉米长芽，有五寸来高时再将其移植到地里去。又提出了深翻土地的办法，将田地深挖一公尺以上，将下面的老土翻上来放在上面。这个工作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在短期内完成这个改土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搞大兵团作战方式，搞夜战，将一面面红旗插到地头，成百上千的人集中在一小块地里打“歼灭战”。真是白天一片红旗，夜晚一片灯光，热闹非凡，场面十分壮观。至于工效，白天倒还免强看得，到了晚上，人们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己劳累不堪了，许多人都偷偷地倒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呼呼大睡。待到天亮时，知道干部们要来检查了，人们又拿起锄头土箕“努力”地干。这一年密植的水稻长得像狗毛，颗粒无收。粪球玉米等到移植时，粪球垮成了一滩散泥，玉米秧也倒在地上被糟塌死了。深翻的土地肥力大减，种出的禾苗，收成只有原先的一二成……。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真是劳了人力，伤了财力，减了产量啊！谁敢说这不对呢？那是犯死罪的啊！和我们一道去西山坪劳动改造的人中有个文启尘老师。她是西南俄专派去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归来的几个学生之一，三十多岁，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瘦瘦的脸庞总显出斯斯文文的神态。可是她也未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厄运。在西山坪劳动，她比我更吃力。挑粪只能挑小半担，挖土挖不够深度，完不成任务。“积极”分子们总是在她身上找发气的地方，少不了一阵臭骂。她不知哭了多少，眼镜总是被泪水打湿遮盖。由于过度疲劳，每天又吃不饱，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加之忽冷忽热，我患了肺部呼吸道感染，日夜咳嗽不停，特别是夜晚睡在床上更咳得厉害。我只好靠着土墙壁坐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度过漫漫长夜。虽找农村医生看过，吃了一些药，但也无济于事。一天，趁去草街镇运肥料之机，我在街上药摊上买药吃。卖药的人听了我的述说，就给了我两包药，一包是大粒的黄色丸子，有四五十粒，他叮嘱我每天吃三次，每次吃四粒；另一包是小的白色圆状颗粒，叫我每天吃三次，每次吃一粒。回到山上，我想让病好得快些，就加大分量，更坏的是我将两种药弄颠倒了，将小的丸子一下吞了八粒，大的吞了三粒。两个钟头之后，药力生效，我大汗长流，头疼欲裂，浑身像被木棒重击一样疼痛。我倒在地上乱叫乱滚。一道劳动的农民见状都被吓住了，立刻将我抬到街上卫生所。医生见状也慌了手脚。但我神志尚清，问我吃了什么，我告诉他们吃了药。他们从我衣袋中翻出吃剩下的药来一看才明白我吃错了药。原来，小粒的是麻黄素，一次最多只能服一粒，大的叫哮喘丸，是中成药，最多可服五六粒。我正好将两种药颠倒而且加重了分量。医生告诉我说，我没有生命危险，但这一天我必须忍受痛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缓解。就这样将我放在卫生所的地板上躺着，任凭我呻吟、喊叫、挣扎、滚动……苦苦熬到下午六点过钟，头痛才慢慢退去，大汗才停止流淌。我免强从地上坐起来。只感到一身酸软无力。但我必须趁天黑之前回到山上。我扶着墙壁，拄着一根竹竿，慢慢走出卫生所。想起我如今受此大难，我还能活下去吗？想起我的妈妈，她要是知道我病成这样，该有多心疼呵！想起妻子、弟、妹们，他们现在如何呢？我一边迈着沉重的脚步，一边嚎啕痛哭，摸着银色的月光一步一步地攀上山去。 二十七 学校的监督劳动一天半夜，我在梦中，好像有一个恶魔撕扯我的腿，我无论如何迈不开步。一下醒来，只觉左腿一阵阵地痉挛，一阵阵地扯痛。我在床上滚来滚去，疼痛不停地发作，好像有人在抽我的筋似的。次日我己不能正常行走。无奈我只得向许攸林老师请假。他还没有让我开口说明情况，对我就是一顿大骂，什么“反动右派想逃避改造”、“装病偷懒，装死狗”……最后看我实在不能劳动，只得准我休息。一连几天我都是跛脚走路。后来就叫我回学校去治病。我免强揹上我的被盖行李，一步一跛地拄着竹竿走回学校。学校卫生所陈医生给我检查确诊为坐骨神经痛，并决定用针灸疗法。每天针灸一次，从腰到脚踝骨到脚掌都插满了银针。当医生捻动针的时候，半边身子的肌肉像遭到电击，一阵阵的酸胀紧缩，难受极了。半月过去了，仍未见好转，只略较原先抽筋次数少了些。医生要我继续留校治疗。学校决定要我边治疗边劳动。根据医生建议作一些轻的打扫卫生的劳动。就安排我打扫办公大楼及附近的林间小道。每天早晚各打扫一次。看见原先班上的同学们上课读书，高高兴兴，我的心悲伤极了。什么时候我才能重回课堂，像他们一样拿起书本呢？也许这辈子再也不可能了吧！有时，我对未来又充满信心。我想，党不会就这样把我扔掉吧！不是经常对我们说：“只要好好改造，不久就会回校继续学习”的吗？不是还保留着我的学藉吗？这一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妹妹把妈妈接去茅草舖供销社，并在那里个作为职工家属安排她守茶馆，每月还能赚到自己的生活费。蒲代英也因受我的株连被下放到城郊的杜仲林场劳动。弟弟已考入遵义二中高中学习。从弟弟、妹妹们的来信中似乎流露出蒲满与我之间感情上的变化。我的每月二十一元的调干助学金已被取消，只给我每月生活费十三元。因此，我已无力负担弟弟的生活费。他上高中只能由广碧妹负担一部分了。生活的重担、对前途的忧虑、病魔的打击，一重一重地向我袭来。我能承受得住这恶运的折磨吗？我能闯过这一道道的险关吗？难道老天真地要置我一家人于死地吗？不，我决不能倒下，我要等待，要抗争，这点苦算得了什么？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洗去冤屈。我要活到历史宣判我无罪的那天。九月，开学之后，我被允许上课了，被编到三十九班。原来，这一年来，在校的学生也没有上什么课，都在搞政治运动：“拔白旗”、“给老师送西瓜”、……有的老师被批判成“白旗”，说他们“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新的班，经过这些整人的运动之后，更“左”得厉害。记得有两个女同学对我特显得凶狠，一个是胡佳，一个是王云馥。她们那极“左”的面孔是难以用语言来描绘的。特别是胡佳。其实，如果正直点的人按当时的标准来评判，她才是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小姐，她根本算不上什么进步学生。但她就以极“左”的面孔蠃得了上面一些人的赏识。她们对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百般凌辱，处处找茬、刁难。我们几个“右”派分子都坐在教室的最后。我记得有李造时、代冠……，一共五六个吧。上课也只是一种形式，等于旁听生。教师不对我们提问，我们被剥夺了课堂实践的机会，也不在课堂上和课堂外给我们答疑，只给我们批改书面作业，因为老师怕被说成是“同情右派分子”。班上所有的劳动都由“右派”分子全部承包下来。不仅如此，每天早读一小时的时间，我们必须从校门外公路下面百多公尺高的坡下的化粪池，挑一担粪到松林坡顶上学校农场去；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还必须去学校农场劳动一个半小时。另外，如果学校有运货的车到来，总务处的人都可以到教室去推开后门，向老师说，“要‘右派’分子去卸货。”……我们就得马上放下书本，灰溜溜地前去。然而，我们这些“右派”都知道要努力学习，决不让自己落后。没多久，大炼纲铁运动开始了。党中央提出要达到一千一百万吨钢的指标，要全民炼钢。一时间，各学校、机关乃至城市居民、农村社员都停工停产，一齐奔赴炼钢战场。到处都建起了土高炉。晚上到处是一片灯光，一片火光。土风箱被人们拉着发出咕卟、咕卟的喘息声，人们站在高炉旁，脸被火光烤得通红。要炼钢先得有铁，有矿石，于是，就发动全民献“宝”。煮饭的铁锅被砸成碎片献了，门上的铁门扣拔下来献了，家里的菜刀献了，凡是铁的东西，除了农具外都一律上献。每个单位都在可以建高炉的地方建起“高炉”，把一些“献”来的“宝”投入自建的“高炉”中，手拉着小铁匠的风箱咕卟咕卟地吹着风来炼钢。没有焦炭就烧木炭。山上的树林，被砍来烧炭炼钢，最后连一些果树也遭殃了。有些地方木头房子也被拆去炼钢了。在单位里，有些木板门被卸下来炼钢了。结果炼出的钢都是烧结成的一个个铁铊铊。究竟是不是钢我也不知道。后来报上说，全民炼纲成绩很大，大大超过一千一百万吨的数量。我们“右派”分子在这个运动中当然必须努力，一切重的、脏的活都是我们干。我记得，有天夜里，要我们去嘉陵江畔的重庆二钢厂拾铁渣。二钢厂的原料——从各处收来的废铁就堆放在嘉凌江的岸边。从高高的岸顶上倾倒下来，整个高高的江岸边都堆满了从民间搜来的各式各样的废铁块。成百上千的人在那些“宝物”中翻寻。没有照明的灯光，只借着对岸厂里透过来的一点亮光和一些人们手中电筒的闪光。我也不明白在寻找什么，只是不得不跟着去干而己。不时听见废铁块从高处滑落下来的哗哗声，偶尔有人被下落的铁块砸伤时发出的啊哟叫声。天亮了，人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去。因大炼钢铁要“大兵团”作战，吃饭睡觉都是问题，这时农村也实行大食堂制。每家都不准自己烧火做饭，都必须去大食堂吃集体伙食，大家吃一样的饭菜。那些去大炼钢铁的“大军”，走到哪里都可在就近的食堂吃饭，不付钱，不付粮票。农村里的主要劳动力都大炼钢铁去了，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搞农业。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获，地里的红薯无人挖，就让它烂在地里。这给本来就受到摧残的农业更是雪上加霜。大炼钢铁结束后，我再没有回校上课，而是叫去学校农场劳动。此前，五九年下半年，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右倾反党集团”后，从上到下又整了一批“右倾反党”分子。我们学校的“右派”分子都送到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学校农场就在学校后松林坡顶上。从教学楼后面的石梯小路上去，进入松林，再往上走数百米即到。农场占有土地数十亩，都是上好的干土，用来种蔬菜、养猪、养鸡。一批“右派”分子搬进农场宿舍。由下放农场劳动锻练的老师监管。一些“右派”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劳动。但不住在农场。“右派”学生中我记得有杨震夏，李振、曹大道、代冠……“右派”老师有沈兆予、赵壁、张天俦、朱国璋、文启尘……下放老师有何根惠、李大新……。合起来一共数十人。后来又来了一个受监督改造的“右倾反党”分子张一卿。起初，我在养猪场。猪圈就建在学生食堂后的山沟旁，共有三间猪圈和一间半敞着的煮猪食的灶房。饲料用食堂的泔水和学校建在三花石公路边的酒厂出的酒糟以及农场生产的蔬菜脚叶。养猪场就我一个“右派”分子和两个工人。为了便于工作，我搬到学生食堂大餐厅楼下一间宿舍跟食堂的炊事员李燕鸣师傅住在一起。李师傅是个很和蔼慈祥的人，看得出他对我十分同情。晚上他们在宿舍喝酒都一定要叫我参加。起初，我有顾虑，他对我说，“怕什么？“左”派“右”派都得吃饭嘛。你又没有杀人放火，劳动两年还要读书的。”猪场的两个工人，一个是从部队转业的张师傅，他也很好。据说他在部队的时间不短，只因没有文化，转业下来，只有养猪，他说话轻言细语，从不大声呵斥我。他和我一道去酒厂运酒糟，总是怕我挑重了压伤身子，叫我不要挑得过重。另一个是食堂炊事员邱师傅的爱人张家珍，三十来岁，也没有什么文化。她胖胖的，短头发，做事很利索。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她己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负责煮猪食，砍猪草，打扫猪圈卫生。我除了挑运泔水、酒糟外，还从食堂挑运煤炭，有空还得帮助打扫卫生、喂猪食等。她常叫我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经过一两年的劳动，我己练出了挑百十斤的力气。五九年末，粮食紧张了，学生的口粮定量一减再减，从原来的三十斤减到后来的二十二斤。五九年秋，学生们还敞开肚子吃饭。后来饭不够吃了，每餐都发生哄抢了。原先，学生是八人一桌围着桌子吃，早餐多是豆浆稀饭、馒头或包子，花生米、卣牛肉或榨菜、豆腐乳，中晚餐是白米饭，四菜一汤。曾有个别同学向食堂提意见说伙食不好，炊事员把肉切得像记分册一样大。五六年我们学生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一元，五七年降为九元，原因是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脱离太远了。现在不仅很少吃肉，菜里连油都很少了。饭不够，学校就从合川买来大量的胡萝卜，切成片，掺和在饭里蒸来吃，起初闻着那气味都感到闷人，后来越吃越好吃。就连胡箩卜饭也要哄抢了。每天早餐，照例是稀饭馒头，馒头是定量，一人一个，可这个与原先的一个比起来就小得多了。稀饭装在大桶里，放在食堂中央的过道上，自己去舀。人们抢稀饭吃了。有一个女同学，长的特别漂亮，苗条的身材，常穿苏联式的花布拉吉，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两颗长辫子直拖到腰部以下。平时吃饭，为了显示她的斯文，总是用两个指头捏着一个指头尖大小的瓷汤匙，一匙一匙舀进樱桃小口里去。可是现在形势已不允许她如此的斯文了，需要抢饭了。这天早晨，她迅速喝完了碗里的稀粥，又挤到饭桶跟前弯下腰去舀第二碗时，因人们拥挤，两根长辫落入了饭桶中，近视眼镜全被热气蒙住，她也顾不得这些，舀饭要紧。待他从人群中“胜利”地退出来时，两根稀饭辫子甩在背上，一边走，一边喝粥。真是一幅悲壮的画面啊！无法，学校实行了按人定量供给，每餐每桌一盆饭，八个人自己分着吃。稀饭用勺子平均分给，干饭则用一片竹刀均匀地划成八分。然而在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人们把谦让、礼貌、友爱全都抛开了。为了一小勺稀饭，为了划饭的大小，各自都挖空心思。有时为此争吵不休哩。就连那些平时高谈什么“无产阶级觉悟”，“阶级友爱”，大批“右派”自私反动的“积极”分子们，此时也不讲“阶级觉悟”、“阶级友爱”了。这才多久，言犹在耳哩。多么辛辣的讽刺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学校又把盆盆饭改成罐罐饭，每人一罐，该不会争吵了吧。然而，根本问题是粮食太少了，人们吃不饱啊。食堂为了满足人们的要求，往罐子里多加水，使每一罐都满满的，可是干饭成了稀粥。饥饿把人们肉体折磨成了歪歪倒倒，面黄肌瘦的行尸走肉，精神上扭曲成尔虞我诈、虚伪可耻的人。尤其到了六0年夏天，学校的田径运动场上都长满了一两尺高的蒿草。人们开始生肿病，从脚踝骨以上到大腿出现了水肿，四肢无力，走路都要拄杆竿。食堂罐罐里的饭似乎越来越少。为了活命，人们无论甚么丑事都干得出来。有人做假领饭牌子去食堂领饭菜；有人去校园周围农民地里偷刨红苕；有人偷吃农场的蔬菜；甚至有人胆大到偷杀学校猪场的小猪……这些行为常有被抓住的，被扭送到学校办公室去，开始教育，记过，后来开除回家，有些被送劳动教养。为了学校猪场的安全，我和张师傅、张家珍夜里要在猪场守夜。为了照顾我，他们叫我躲在猪圈楼上稻草窝里休息。有时为了照顾她，我叫她回家去，我一人看守。她很感激我。这样，我又多了两个朋友。这个时候，我也生起了肿病，走路都困难，怎么劳动呢？学生们干的那些勾当我们“右派”分子是不敢干的，那样只能“罪上加罪”呀。还好，食堂的炊事员：李师父、邱师父还有汪师父特别照顾我。晚上偷偷地给我剩饭剩菜吃。至今回想起来，我这条命可以说是他们给的了。人没有吃的，猪更没有饲料。因此猪生病的多起来，不仅长不大，还常死亡。场长就叫我去澄江镇请猪医生。我看他给猪治病、打针。次数多了，我也能看简单的猪病了。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我居然也治好了几头猪哩。厄运不期而至地降临了。一天，天气很热，风也很大。我下到食堂来给猪熬药，张家珍也碰巧不在猪场。有几头大猪翻出了猪圈，逃了出来，到处寻找食物，把煮好的饲料全部打翻在地，因争抢食物把灶旁的烟囱也挤垮了，引发了火灾。幸好张家珍此时回到猪场。他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奋力扑救。因抢救及时未造成大的损失。这下就把过错加在我的头上，说我有意破坏。要不是几个炊事员为我作证，我一定会马上被关起来了。此后，我调去农场干农活了。那年，农场的蔬菜长势喜人，西红柿长有两公尺来高，硕果累累，拳头般大小的西红柿，红得十分可爱。杨震夏、李振和我们几个“右派”照例是午间不能休息的，要去地里照看，以防有人来偷。我们就躲进西红柿地里，摘西红柿吃，或去花生地里将花生苗拔起，将根部结的花生摘下来吃，再将花生苗栽回坑里。有一次，我们甚至将南瓜摘下，在石头上碰成几大块生吃了。谈起花生，我又想起一段故事。在播种花生时，我也在农场。播种之前要将种花生现剥出筛选一次，将饱满的颗粒留作种子，不饱满的选出食用。这个工作当然轮不到我们“右派”去作。但时间紧急，几个下放老师一时完不成，就叫我们参加。六七个人围坐成一圈，将花生倒在一个大竹扁盘里剥壳筛选。那些平时道貌岸然的监督者们也十分嘴馋。他们将本来是上好的种子也往嘴里甩，为了表白他（她）们做得对，一边往嘴里扔，一边说，“这一粒不饱满。”于是，我们也照着这样做。因为他们也不好严格地监督我们了，也怕我们揭开其丑恶的脸嘴啊。农场里来了个张一卿，她是我们学院王耀祖院长的夫人。她和院长据说都是解放前天津大学的学生，因向往革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解放后，来到西南工作。张一卿据说当时是西南农学院人事处长。五九年秋，因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她和王院长都受到批判斗争，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王院长被撤销了四川外语学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他的妻子还被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党藉。为了照顾王院长的关系，将她交到四川外语学院农场来监督改造。由于她年老体弱，就派她在农场养鸡。在那人都吃不饱的饥荒年代，鸡也没有粮可吃了。数百只鸡，不断死亡。每天早起打开鸡舍都要发现几只死鸡。每天晚上学习开会，她都得检查交待为什么鸡会死。可怜一个老革命，老知识分子，原先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事处长，在这一群装腔作势的“左”派分子面前结结巴巴，连话也说不清了。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当斗争的“靶子”。唉！人啦，在倒霉的时候，一切本事都没有了。又有一天，场长派我们几个“右”派分子和几个下放老师，一道去北碚嘉陵江对面的大华药厂运制葡萄糖过后的残渣来喂猪。原来，葡萄糖的原料主要是玉米。其渣就是玉米渣。我们“右派”分子每人要挑八十斤。当然下放老师们就没有规定数量。我虽说因肿病很吃力，但比起那些娇娇滴滴的“监督”者们走得快多了。快到农场了，在北温泉后的山路上，在树林中，我脱下上衣，把两只袖口用绳扎紧，将两只袖管罐满了药渣，再将它藏在树丛中。等到天黑下来，趁出来守望蔬菜之机，将它拿到农场后一个农民家里，交给他们。这家农民也在饥饿中挣扎，十分高兴地用来烙成粑粑，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觉得有一股什么怪味，但我还是狼吞虎咽地吞进肚里。走在回农场的路上，不觉一阵恶心，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这时才感到一股莫名的西药味。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们去北温泉看露天电影，在温泉的笔柏路上，认识了一个姑娘，她和我攀谈起来。原来她是附近某工人疗养院的药剂员，姓黄。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她。出乎我的意料，她表示了对我的同情。她说，她们那里有几个医生，业务上是顶尖的，也被划成“右派”分子，也弄去农场劳动去了，家里的妻子，老母也受到影响，十分可怜。她宽慰我说，“不要恢心，要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学习的。”从此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这个疗养院离北温泉两三里路，就在嘉陵江边。她要我帮助她学俄语。我答应了，并送给她一些书。每个星期日，我都抽空去她那里教她两小时。她们疗养院有一些特殊的供应品，生活比较好，所以，她拿出好的食品来招待我。在这期间蒲满对我的感情渐渐冷淡了。有好几次在信里流露出对我的前途的绝望。最近两个月连信也不再来了。黄知道这一情况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是的，我们院的某某医生家也因此离婚了。不过，你应坚强些。离婚算什么，好在没有孩子的拖累。以后你还可重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她边说边深情地望着我。从她的话里，我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力量。虽然我们之间只有这么淡淡的短暂的友情，但她的话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对我后来二十来年都起着鼓舞的作用。在我们学院打字室还有一位姓董的打字员，年轻、漂亮。高高的，瓜子脸，长长的头发，披在双肩上。她常参加农场劳动（学院规定教职工要去农场劳动）。她不像那些“左”派，动辄对我们呵斥责骂，她总是对我们和和气气的。我也常在劳动中帮助她，比如她挑粪上坡吃力，我就放下我的担子替她挑上坡去。一天下午。下工的时候，她悄悄对我说：“今晚是休息，你到我宿舍来帮我写点东西。”晚饭后，我到图书馆旁一幢宿舍楼二楼她的宿舍，那里跟我读书时住的宿舍一样，面对嘉凌江。房间佈置得十分简朴，但很大方。一张单人木床，雪白的床单，一顶白色纱布蚊帐罩着一床叠得十分整齐的被褥。靠窗放一张三抽条桌，上面摆满了镜子、梳装用品，旁边屋角里放一个木洗脸架，面盆、毛巾等都放在上面。两张木靠背椅放在桌旁。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对岸福兴隆煤矿的点点灯光，倒映在江水中像天上的星星，也像闪闪的鱼鳞，凉风吹来，使人感到清爽。她叫我坐在桌边椅子上，端来一盘西瓜和一盘水果糖。这些东西都是很难买到的。她告诉我说，他几年前高中毕业后分到西南俄专当打字员。今晚她是特意招待我，感谢我在劳动中帮助她，并要我在她用的竹扁担上用黑油漆写上她的名字。因为在劳动中有一条好用的扁担也是一件幸事（那条扁担也是我在劳动之余专门修削来送给她的）。八0年二月我回学院去落实政策，再也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与她相反，有一个五九年高中毕业分来学院当打字员的姓姜的女生，人很瘦，简值瘦得像白骨精，也常参加农场劳动。大概是为了要在政治上捞点好处吧，她处处把“右派”学生盯得很紧，呵斥我们，在学习会上痛骂我们。好像把我们骂得越凶就越显得她“左”、觉悟越高。八0年我回川外落实政策，专门去打字室找她，也没有找到。秋天应该是美好的。秋高气爽，满地黄金般的果实等待人们收获。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年秋天却是十分痛苦的。妻子几乎断绝了与我的书信往来，妈妈对儿子的思念与日俱增，因而身体越来越坏；妹妹也被下放去农村劳动；弟弟在遵义二中高中毕业，虽毕业会考夺得全专区的好成绩，但高考时却只被录取在省内刚建起的铜仁师专，这种不公平的录取显然是受到我这个“右派”哥哥的株连。他后来又转到临时建立的贵阳冶金学院去就读。我在学校农场因饥饿生肿病，加上无端的凌辱，身体每况愈下，对前途产生了动摇。一天夜里，负责监督我们的刘笃生、王玉波、张某某等人借故趁黑夜在宿舍外面把我狠打一顿，我的腰、腿、脸部被打伤。我想，照此下去必死在农场无疑，不如退学回家另谋出路，这样也可照看老母。打定主意，当晚我就去到松林坡王耀祖院长家。他的夫人张一卿也在农场养鸡，很了解我。她让我进到屋里。院长正坐在桌前看书。我一下跪在他的面前，嚎啕痛哭。过去不敢倾诉也不愿倾诉的委屈一下子像冲出闸门的洪水，毫无阻栏地倾泻出来。王院长和他的夫人把我扶起来，安慰我，要我冷静些，把话说清楚。我说，我实在活不下去了，照此下去，我会被折磨死的。我的妈妈年老多病，眼看家就破了。我对今后的前途不再有任何幻想了。我只要求允许我退学（因我仍保留着学藉）回家劳动，自谋生路……。听到此，张一卿落泪了。王院长深叹了一口气劝我说：“宋广成，再忍耐忍耐吧。你看，全国都一样啊，你能去哪里谋生呢？”从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深切而又无能为力的同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因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也在反省之中。他被免去了学院党委书记之职，只保留了一个院长的空头衔。我伤心地从他家出来，一路抽泣着回到住处。十二月初，我和杨震夏、李振被派跟几个下放老师一道去内江糖厂装运糖渣回农场喂猪。其中有下放老师王曰南。他是上海人，才从学校毕业分来我们学院教政治课的；王玉波，一个转业兵，没什么文化，因他妻子是学院的老师，照顾关系分来学院总务处工作的。其人心狠手辣，大概本身没有文化和专业资本，只有充当打手以求在高等学校站住脚跟，所以对我们特别凶残。“右派”李振，河南人，瘦高个子，说话很有风趣。杨震夏也是外省人，高我一个年级，他在文艺方面很行，“大鸣大放”期间任学生会文艺部长，主演话剧《同甘共苦》中那个进了城就忘了当年在农村一同受苦的结发妻子，爱上了城里一个知识女人的老干部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们五个人揹着简单的行李从重庆坐火车到内江椑木镇。那里是内江三个大糖厂所在地。一下火车就看见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宽宽的公路，两旁平坦的田原，绿茵茵的、茂密的甘蔗。远处丘陵边是一些农家小茅屋，公路尽头则是一排排白色的厂房，高高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隐隐听得见甘蔗林中噼噼叭叭的响声。我们进了一户农家小院，寄宿在他家的土墙堂屋中，拿来一些甘蔗叶垫在地上，打开舖盖。两个老师则用木板凳安上凉板作床。就在农民家搭伙。吃的也是清水稀粥和红苕。粥很清，但红苕较多。因还没有购得装糖渣的竹筐，我们只好休息。为了不让“右”派分子清闲，王玉波吩咐我们三人去帮农民拾柴火。这家农民姓孙，男主人有四十来岁，浓浓的胡子，很久没有刮过了。一身补疤衣服，黝黑的脸膛，粗壮的胳膊，一言一行都说明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拿出三把割草镰刀和三根棕绳递给我们，就一道出门了。去哪里拾柴火呢？没有山林，只有甘蔗地。我们默默地跟在他后面，走了十多分钟，然后钻进一片茂密的甘蔗林。甘蔗有两三公尺高，但每行之间的距离有一公尺多，里面比较清爽，隔几行就很难看见人了。一进入林中只听见稀稀落落的噼叭声。这位老农民吩咐我们坐在甘蔗垅堆上，立刻叭、叭、叭掰下三颗粗壮的甘蔗，打掉叶子，递给我们，说：“吃吧，吃饱了再找柴火！”我们三人互相望着不敢就吃。老农民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心思，说道，“怕什么？有我呢，只要你们不说，谁会把你们怎么样？你们呀，为什么要‘鸣放’？我一看那两个傢伙就不顺眼。他们把你们东指西派，自己却坐在家里休闲。什么东西！嗯，吃，吃得饱饱的再说！”说着他拿起一根大甘蔗撕起来。我们脸上泛起感激和兴奋的光，也跟着哗哗地撕起来。到了中午我们一个个肚子里灌满了甘蔗的甜汁，老农民拿起镰刀教我们把地里的甘蔗叶捞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放在肩上，扛出甘蔗林。第二第三天，照此作业。那两个监管我们的人，哪里知道他们实际上是“照顾”了我们呢。内江的形势比重庆好得多，粮食虽然紧张，但红苕较丰富，糖较丰富，在镇上可以买到红苕或糖，而且价钱较便宜。餐馆里办一种红苕“席”，花四五元钱就可吃一桌，红苕“席”，即是以红苕和糖为原料，做成像猪肉，像鱼一样的各种菜肴。表面看去像油煎鱼，像蒸的猪肉，烧白，回锅肉，炖的肘子——实际上是红苕。我感到新奇，又嘴馋，多想去嚐一嚐多久不曾享受到的美味啊。然而，没有钱。我想到了我的毛毯，那是我在百货公司工作时买的，我一直把它带着，它伴随我结婚、上大学、去西山坪劳动、住养猪场……直至现在。于是我请这位老农民带我去镇上卖毯子。他也想买，但没有钱。他劝我不要卖它，但我实在想吃红苕“席”。我就趁中午去拾柴火的机会去镇上，将毯子卖了二十元。寄了十元给在贵阳上学的弟弟，花了三元钱请这位老农民和我一道吃了一顿红苕席。肚子吃得胀胀的，又用两元钱买了一斤高级水果糖，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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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月，也不知人们是如何煎熬出来的~~~~~~~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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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向人性，可能是最扯不清的纠结，大概难有真正经得起检验的。那个时代，没谁逃得过捂着曾经的痛，其伤是伤在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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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来一个运动，个个都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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