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_生活服务_湄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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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1/27 9: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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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劳动教养——修广旺铁路

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七日，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王玉波突然通知我，叫我收拾行李和他回学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午八点我们坐上开往重庆的火车，下半夜到了菜园坝车站，就在车站坐等到天亮。有农场的汪涤清场长来将我送到沙坪坝烈士墓附近的新建机器厂前面，那里有一排用竹蓆塔成的简易工棚，四周用铁丝网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我一看，上面挂有一块牌子“重庆市劳动教养收容转运站”。我明白了，我被送劳动教养了。待汪场长办完了手续出来，我问他，我犯了什么罪，他避而不答，只说，“好好改造吧，一两年就回学院来。”我又问，“我的书藉呢？其余的个人物品呢？”他要我开出一张单子，由他第二天送来。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把我的东西送来。

在这里的大工棚里，每天都有成百的人被送来，也有一队队的人被送走。大大的工棚四面都用木棒，楠竹搭成两层床舖，一个挨一个地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睡着。大约已有好几百人了。工棚里发出难闻的臭味和烟草味，还有大小便的气味。在我身边睡着一个戴眼镜的五十多岁的男子、个子矮胖，北方人口音，性格直爽。满脸胳腮胡里透出刚毅不屈的咄咄逼人的神气。看得出，他是久经世故的人。此时他满脸忧愁，不停地叹息。他问我：“小伙子，哪里来的？为何事？”我告诉了他，但我却说不清为什么。只说“右派”。他“啊”了一声，把手伸过来，“咱们是同案了。”他告诉我说，他是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在这里的几天里，我们成了萍水相逢的难友。一日三餐吃的是二两粮的“吹吹稀饭”。所谓“吹吹稀饭”即是用力气向碗里吹，才能免强看得见几粒玉米粒。人饿得歪歪倒倒。幸好我带有水果糖，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放一颗在嘴里。我也给了这位教授一些，起初他不愿接受，后来也吃了。从床上下来小便都必须先大声喊“报告”，否则就要挨值班士兵的拳头或枪托。喝了稀粥，一夜不知要喊多少次的“报告”。夜里还常听见可怕的梦呓和悲啼。也有两三次往外抬死人的嘈杂声。据说都是“病”死的。

第五天黄昏时分，突然哨子响起，工棚里的人都到外面坝子里集合，由一个干事点名。被点到的就站出去。我听见叫“宗户成”，喊了四五次无人应答，我就举手问：“是不是宋广成？”那干事看了好一会才说：“啊，啊，……宋广成。”我才站了出去。被喊到的人有两百来个。我认识的那位教授没有被点着。我们是第二天要被送走的人。去什么地方？不知道。随命运的摆布吧！也许是火海，也许是刀山！

直到次日下午五点钟，门外坝子里来了五六部带帆布篷的大卡车。我们被点名一个挨一个地验明正身上了汽车，一直开到菜园坝火车站。这里好似戒严一般，前后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站岗。我们拿着破破烂烂的行李逐个上了闷罐车厢，然后只听铿锵一声，车门上了锁，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启动。我感到一阵恶心，头晕眼花，倒在冷冰冰的车厢板上。不知是谁向我嘴里倒了几滴冷水，慢慢地，我睁开眼睛，只见周围的人都坐在自已的背包上，微闭着双眼，没精打彩，瞑想着什么。只听见铁轨发出锵隆，锵隆的有节奏的声响和偶尔传来的汽笛声。直到从铁罐车厢的小窗中射进一丝阳光我才知道是第二天了。感到有点饥饿，就从衣袋里摸出昨晚出发时发给的一个拳头大的玉米窝窝头啃起来。又冷又硬的窝窝头，此时也胜过奶油面包呵。下午车到了一个地方。天气特别冷，我们被赶下了车。在车站集合，我才知道是广元站。带队的公安战士把我们押到一个像是废弃的车间样的屋子里。四周铺着脏乱的稻草，叫我们挨次坐下，然后又挨次每人给了一个冷硬的窝窝头，一瓢稀粥。“车间”中的过道上放了几只粪桶。我们就在这里过了一夜。次日一早吹哨子起床。然而角落里有一个好像没有听见哨子声似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值班的战士走过去跌了他一脚，仍无动静，就掀开他的破被，他仍然不动。这个战士伸手去拉。这一拉可把他吓坏了。只听他啊哟一声，向后倒退几步说，“死了，死了！”接着进来了几个人将死人抬走了。我们吃完了早餐，点名整队沿着去旺苍的公路步行。北风呼呼地吹，全身冰一样的冷，特别是两只耳朵像被刀割似的疼痛。公路两边的稻田都结着厚厚的冰，田埂上的杂草冻得倒伏在地上，发出晶亮的光。只听见叽叽沙沙的脚步声和押解我们的士兵不时发出的吆喝声“快点！跟上！”我们步行了一段，身上热乎乎的，然而脸上还是冷得刺痛，不少的人将脸用衣服包起来，只留两个眼珠在外面。不时有人掉队挨枪托子或一阵呵斥，一阵臭骂，不时又听见“唉哟”的哭叫声，或要求拉屎拉尿的“报告”声。“还有多远？还有多远？”人们悄悄地互相打听。我们走呀，走呀，是走向地狱，或是走向魔窟？究竟还有多远？

夜幕慢慢降临，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雪雾中远处闪灼着昏暗的点点灯光，那就是旺苍县城。我们在城外田坝中一座古庙里停下来。这是一座川主庙。矮矮的四合院，外面是砖墙，通过一道石门走了进去。一些大圆木支撑的大殿，看起来比较宽敞。正面的神龛上已没有了神像，不过大大的石香炉仍然摆在上面，被薰得黑黑的墙壁说明了它曾经兴旺过。然而如今大殿三面的木壁都己被拆去，只剩下空空的房廊。遍地垃圾。我们在这空洞洞的房中打开背包。不一会有人挑来了几担食物，每人给了一个冷硬的窝窝头和一汤瓢清粥，然后队长宣布休息。那一夜实在太冷了。在潮湿的泥地上，没有稻草，就一床薄被，简值无法抵御寒风的侵袭，我冷得直打哆嗦。深夜里，有人起来用石香炉里燃剩的香扦棍升火取暖，但很快就被值班士兵勒令扑灭。黑夜中只听一阵阵冷得打抖的嗦嗦声和不停的、凄惨的呻吟。终于熬到了天亮。一阵哨音与吆喝把人们集合在雪地里，吃了稀粥和窝窝头又出发了。我们继续向东边前进。这条公路就是顺着秦岭南麓由西向东修建的。时儿沿山谷狭长的走廊，时而又穿过田坝。道路两边积雪厚有半尺，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这对于我们这群像牲口一样被押赶着的囚徒简直就是地狱。白光刺痛着双眼，寒风像钢刀割着没有遮栏的脸。路上的雪水直透进破烂的鞋底，使行走的双脚也觉得麻木。不时有人倒下，马上就传来一阵拳头和脚尖落在肉体上的卟卟声和“呵哟，呵哟”的哭叫声，然后又是“跟上！”的吆喝声。

中午到达嘉川。这是比较开阔而又富庶的一块大田坝。从西向东约有五六公里长，宽约一公里多。周围是稀稀落落的几个村庄，但看不见袅袅炊烟，只见几根高高的不冒烟的烟囱矗立在冷风中，那可能是“大跃进”的遗留物。也听不见鸡犬之声。我们在路边一个有数十户人家的村里一间好像学校的空屋里停下来休息，吃午饭，照例是又冷又硬的玉米窝窝头和略有一点热气的清水玉米粥，一边吃饭，队长一边宣布：今天还得向前走三四十里路，目的地是普济附近的筑路队。我们要去那里修铁路。接近黄昏时分，我们离开公路向左边田坎小路走了四五里，来到一个十多户人家的小村落。这里大都是木头瓦房，也有少数的土墙房子。这就是我们两百来人暂时借住的地方。早有人前来安排好了一切。这里地名杨家院，它座落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山窝里。虽是大雪天，但几面的山挡住了呼呼的北风，因而相对地暖和一些。我们十五六人编成一个组，我所在的组把床舖铺在一间土墙房子里，大约十多个平方。沿墙的两面放着稻草，一面作进出的通道，中间有一两三尺宽的空地。我们被指定按秩序打开被盖，一个个头触墙脚，脚朝中间空地睡在稻草舖上，在房子中央空地上生一堆柴火取暖。第二天清早，哨子声响，大家迅速从稻草窝中爬起来，以小组为单位到院子外的水田里去敲开厚厚的冰层舀水洗脸。尽管冰水刺骨，但这是由重庆出发几天来第一次洗脸，仍然感到舒服。

早餐比前几天多了一小匙干盐菜，吃起来特别可口。饭后集合，队长宣佈纪律：不准私窜老乡家的门；不准私自走出院子……并且说，我们将在这里修广元到南江的铁路。目前先学习，一边搭建自己住的工棚和床舖。接着，我们被带出了院子，到后面山上去砍木棒。山上积雪很厚，路很滑。我在家的时候干过上山砍柴的活，因此不觉得困难。可是对于一些从未离开过城市的人来说，就十分困难了，稍不小心就滑倒了，走起路来寸步难行。这一带地方环境跟我的故乡——湄潭差不多，满山的青杠树、松树都被大雪压弯了枝条，有的被压弯了树身。还有满山的红籽刺，结满了鲜红的果实。霜雪打过之后的红籽特别的甜，略带一点苹果的酸味。我从小在家乡就知道红籽可以掺和在米粮里做成红籽粑，可好吃呢。于是我像发现了珍宝似的，摘了满满的两衣袋，不时地抓一把塞进嘴里。我的肚子不再咕咕叫了。中午我扛起一根碗口粗的，一两丈长的青杠木一溜一滑地下山了。接连两三天都是干同样的活。晚上就坐在自己的舖位上，背靠着墙，被盖盖住腿脚学习。每个小组发一盏煤油马灯，挂在中间以便学习时读文件或作记录。学习的内容是读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劳教队里的纪律制度等文件，然后联系自己的罪行来检查批判自己，这叫做“认罪服管”。我们组十四个人，有犯各种罪行的：有小偷扒手，投机倒把，攻击统购统销政策的，有反革命分子，有小流氓……只有我和一个西南政法学院来的姓钟的学生是“右派”分子。按队长的说法劳动教养是行政处分而不是刑事处分，还有公民权，只要好好改造最多两三年就回原单位去。我对此不知听说过多少次了。学习时我必须深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根源，并联系我的出身从祖宗三代就骂起，骂他们给我打上了阶级烙印，批判自己上大学是“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当翻译家以便名利双收……”总之帽子戴得越大就越能过关，否则就要挨批判斗争。既然来到劳教队，岂有被冤枉的？！

白天吃野红籽虽多，可一到夜晚肚子还是空空的，饥饿折磨着人，就是想吃肉。白天在山上砍树，有人捉到一只山耗子，就将牠撕成两半生吃了，人们还感到羡慕呢。我想，要是我能幸运也逮住一只就好了。但一定要熟吃。可哪里去弄熟呢？就连我吃野红籽之事也被人报告了，晚上学习会上就批判我是对粮食供应不满，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咕咕叫的肚子又驱使我想要好好吃一顿啊。

土墙房里人们饥肠辘辘，但耗子却跑得欢，哪怕我们坐在舖上学习，大声发言，自己痛骂或相互骂反动派的时候，成群的老鼠也在绕着墙壁追逐打斗。牠们似乎毫不把人放在眼里，也许牠们也知道这是一群“罪人”，不敢把牠们怎么样吧。我把手放在背后，靠墙坐着，双脚伸得长长的放在被窝里，屋内只有一盏昏暗的马灯，放在作记录人的面前，屋中一堆柴火冒出浓浓的烟，把灯光也遮得暗暗的，我们只能约约看得见对面坐着的人们的脸。突然两三只老鼠从我背后的手上跑过。我心一动，一定要抓住这些“调皮分子”。果不然，不一会又来了一只，我手一扼，只听“吱吱吱”几声尖叫，我己将其逮住放入我的被窝之中，一下将牠撕成两半，趁着昏暗人们看不清的情况塞入口中，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咀嚼了几口，囫囵地吞了下去，顿时，一阵恶心，直往上涌。赶快，我借故上厕所，起身冲出屋子，“哦，哦！”地大吐一阵。第二天我才发现被子和衣服上都有不少的血迹。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搭起了自己的简易工棚，把床舖从地上移到了柴桠铺成的双层床上，但寒冷依然如故，饥饿依然折磨着人们。口粮增加了一些，据说是按铁路工人的定量供给的。每餐有两个窝窝头了。但依然看不见一点油星，蔬菜更没有，只是一小匙干盐菜或从山中岩石上捡回来的地木耳（一种附生在岩石上像木耳一样的苔藓），连盐都没有多的。就用水煮一大锅，每人一汤勺。

我们队的指导员姓郭，东北人，个子很高。他心地比较善良，亲自揹着背篓出去为我们购买蔬菜，每次揹回半篓白菜。据说都是向老乡求情才买得的。数百人那么几十斤白菜，每人能吃到多少呢？人们本来就虚弱的身体越来越糟了。每天睡在床上起不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人被抬着送往设在普济的四川省劳教筑路工程总队医院去，但回来的人几乎没有。一天清晨，我们都起了床，集合吃早餐，但我们组的苏吉武还未起床。我回到宿舍叫他。他只有一口气了。我连忙报告了队长，他马上叫我们组派人将他送去医院。我和另外四个人用滑杆将他抬着，拿上他的衣物，抬到医院时，尚有一口气。医生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叹口气：“又是同样的病，我们也无法呵！”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这个小伙子跟我同样大小，是重庆百货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据他在小组会上交待“罪行”时说，他是偷吃单位食堂的饭菜被送来劳教的。他的父母不久前饿死了，只剩下他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妹妹。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妹妹知不知道哥哥的死音。

一天晚上学习时，管教干事喊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叫我坐在离他一公尺多远的一颗小木凳上，然后递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一张遵义市人民法院的判决通知书，判决我和蒲代英离婚。短短的几行油印的法院文件，下面盖着一个圆圆的大红印章。我的脑袋嗡嗡地响，什么也看不清了，两行眼泪顺着冰冷的面颊滚下来。拿着这张纸的手，不停地抖动。干事随即对我说：“离就离了，不要想不通，这不能怪对方。她还年轻，应有她的前途……”我一个字也听不下去了。起身离开。那一整夜，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过去的情景一幕幕从我脑海中流过。现在连起诉书都没有见到就离婚了，怎么回事？再一想，有什么用？我自己都朝不保夕，还能谈到家庭吗？听天由命吧。

要修的铁路就在村外的公路边。我们每天都要从村里步行四五里到工地去。中队担任了一公里多长的一段路基的开挖工程。我是小组长，每天要安排小组成员的具体工作：打炮眼，挖土方，运石头……。我从未干过这个工种，根本不懂如何工作，当然像挑运泥土，抬石头这样简单的工作好做。但开山放炮、打炮眼，装炸药……我就外行了。幸好组里有个修过铁路的工人，他叫牛夕武，纯粹的文盲，因不服领导的管理而被劳教的。每天该在什么地方打炮眼，怎么装药，怎么放炮都由他说了算。打炮眼看似简单，实际很难。一人掌着炮钎，一人用八磅重的郎头往下槌打。我的手背经常被打得红肿、甚至皮开肉绽。同样，我也经常槌打着掌钎人的手背。钢钎有时卡在炮眼里拔不出来，那得花相当的力气和时间才能取出。装炸药和加工雷管更是十分神秘。牛夕武借口危险，一个人拿得远远的背着我们去干。笫一次，我们的工地有十多个炮要放，需要派三个人点炮。没有人愿意干这危险的工作，只有我和牛夕武来干了。我负责点三个炮，都在平处好走的地方。我准备好火枚，锣声一响，我的心也跳得更加厉害，慌慌忙忙地点燃了第一个炮的导火线，只见它喷出一股火花，发出咝咝的响声。我吓昏了，看那导火绳离炮口不到一尺长，生怕它爆炸了。扔下火枚转身就跑，还未跑出三十公尺，被脚下一块石头绊着，像一个饿狗抢食一下跌在地上。远处牛夕武只向我喊，“快起来跑呀，快起来跑呀！”我爬起来一跛一跛地跑到他站着的地方，又等了一分多钟才听见炮响。牛夕武告诉我：“导火绳每公尺燃烧二分钟，我们的导火绳最短也有三公尺长，足够你跑到安全的地方。你怕什么？”我说，“地面上只有二三十公分呀。”他哈哈大笑：“你们这些学生哥，这都不懂吗？地面上的长短那是因为炮眼深浅不同，下面还有两三公尺才能燃到雷管呢，才能爆啊！”等一轮炮响后，我又才回去补点剩下的两炮。下工后，我才发觉我的膝盖跌破了两大块皮。从此之后，我已不再害怕点炮了，甚至有些在高乱的石堆里我也不慌不忙地对付得了。

没多久，上级通知缩短战线，退回到旺苍城边去，先修完广元至旺苍段，而这时我们的工地才挖出一点儿印子哩。这是1961年的初夏，天气很热。旺苍虽位于川北，与陕西只隔着秦岭，但太阳仍十分烤人。我们仍然步行到去年来旺苍时住过的那座古庙里。不过这次在空空的殿堂里搭起了一排排的双层木棒床舖。正殿的两头用木板栏起来，只有前面是敞着的。因是夏天，敞着更觉凉爽。

劳动任务很重，每个小组划分了一段铁路路基工程。规定了每天完成的任务。每天由施工员在工地丈量收方。没有完成的要连夜加班。而生活上仍然吃不饱。每天饥肠辘辘，刚吃完上顿就想到下顿。早餐稀饭仍是玉米粥，清得可以当镜子照人。一个拳头大的窝窝头简直抵不了事。虽说我们的粮食定量按铁路工人的标准供给，但只有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中午和晚餐虽是干饭，但只有一小碗。蔬菜也同样少得可怜。不见一点油星。每天吃饭都要凭队里特制的饭牌子去食堂窗口打饭。人们生怕炊事员倒饭时洒出碗外，于是就尽量选用大口径的碗盘之类的容器。那个年代，没有粮食，人们特别讲究吃饭的工具：碗、汤匙、餐叉……似乎这些东西也可给饥饿的肚子带来一丝儿安慰。然而市场上一切都奇缺，很难买到。所以得到一件称心的餐具就像得到人生最美好的珍宝。我用了一件八成新的制服从别人手中换来一个直径二十多公分大的搪瓷盘子，就像现在的称盘那样。用它去接炊事员倒给的饭绝对不会抛撒一粒出去。有时没有完成任务或在某方面使得干部不高兴，或被那些打小报告的“屁爬虫”在干事那里告了你的状，你就会被扣一餐饭，不发给你饭牌子。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饭牌子跳舞”。被扣去一餐饭比起现在判一年的徒刑还严重哩。几乎每天都有站在队部门口哀求给饭牌子的人。为了生存，人们就拿自己的衣物去给农民老乡换“进口货”。当然，能换到猪肉牛肉那简直是万幸了。甚至食盐也要换。但这种行为被严令禁止。如被发现，轻则“饭牌子跳舞”，重则会被捆绑起来吊在树上。于是，人们便转入“地下”进行。出工时将衣物扎在身上隐避之处带出去，到了工地借去解手之机偷偷溜到附近老乡家去交易。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拽梦脚”。虽是隐蔽的，但已是公开的秘密。渐渐地，在劳教人员之间就不隐蔽了。可是肚子天天都要东西填进去，而个人的物品是有限的。于是偷盗成了风，今天这个的衣物不见了，明天那个的又丢失了，人心惶惶。后来自己的衣物不论是否要拿去换食品，都要揹在背上……。最后人们除了身上穿着的，再没多的衣物了。

我从未生过疮。而这时突然厄运降临了。我的后颈窝里长了一个玉米粒大小的疙瘩，怪痒的。没过两天，小疙瘩变得指头尖大而且红肿，很痛，还伴随着高烧。人们说这是“对口疮”，弄不好会死人的。卫生员说这叫“疖子”。开始很硬，直到它成熟化脓，再开刀排脓才会好。这东西折磨了我十来天。这期间，我还得勾着脖子，忍着疼痛干修理土箕、二锤把子等活，直等到疖子化了脓，卫生员把它用刀划开，浅黄红色的脓液从创口涌出来，然后他又使劲地用手指在周围挤压把剩余的脓血挤出来，再用红汞纱布条一节一节地塞到里面去，直痛得我眼泪长流。第二天他又揭开纱布，用镊子钳住布条，一节一节地拉出来，黄红色的脓液随着纱布条涌出，从我的颈脖流到地上。高烧退了，然而身体十分虚弱。紧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背上，腿上接二连三地又长出三四个疖子。特别是背上的那个把我折腾得太厉害。除了高烧、疼痛之外，还不能睡觉。腿上的这两个使我无法行走。把脚放到地上去，因为血脉向下坠，脚就更痛。整个右腿全部红肿。坐卧不得。我整夜呻吟，但谁能帮助我呢？这时特别想念亲人，想念家。妻子离婚了，只有妈妈、弟、妹们了。他们此时在哪里呢？遥望夜空，点点繁星，它们能为我带去这远方受难游子的音信吗？能捎来他们对我的安慰吗？深夜里，四周稻田里传来嘈杂的蛙鸣，大殿里乱七八糟的鼾声和可怕的梦呓声，我感到无尽的恐惧和悲伤。我忍住呻吟流着血泪，悄悄地呼唤着“妈妈，你在哪里啊！妈妈，儿子这辈子恐怕再也不能尽孝了。你能原谅我吗？”

六0年，城市、农村生活十分紧张，特别是贵州的湄潭、遵义等地。听说饿死了不少的人。有的地方一家家地饿死在屋里无人过问，甚至出现吃人肉，卖人肉的事件。人们饿倒在路边，还未断气就有人将他拖去像砍猪一样砍成块块挂起来。听说有一家老爹将七八岁的儿子用锄头打死，煨来吃了，不久，老爹还是饿死了。农村里为了“放卫星”，让上级高兴，在谷仓里装满稻草，上面铺上席子，然后在上面铺薄薄的一层稻谷。当上面的人来检查收成情况时，一看，谷仓都装得“满满”的，就层层上报“大丰收”了。结果造成了真正的大饥荒。据我现在从一本杂志上看见的数字，湄潭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饿死了十二万多人，死绝数千家。

幸好六0年妈妈和妹妹都在遵义供销社。弟弟在贵阳上大学。妈妈守着茶馆免强能维持生活。后来，妹妹下放到郊区农村，同样困难。于是，他们商量回老家农村投靠广林大姐家。大约在六一年下半年，农村吸取上年惨痛的教训，开始有一点自留地了，可以自己种上瓜瓜菜菜，解决一点饥饿问题，比城市稍好一点。妈妈，妹妹就去了瓮安大姐家。不久妹妹因生活无靠，经人介绍与瓮安珠藏区李伦维结了婚。虽是农村，只要自己勤劳，在田边地角多种点瓜瓜豆豆，可以免强度日。据妹妹来信告诉我说，妈妈越是苍老了。每天因思念儿子流泪，眼都快哭瞎了。

二十九    快活场的冬天

临近秋末，我们的铁路工程还未做出点明堂。川北的气候比川中要凉爽些。我身上的疮也好完了，但衣服差不多都换了“进口货”，所剩无几了，身体也折磨得差不多了。突然队长叫我们一些人留下不出工，要我们准备到旺苍快活场去集中。我一看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有两个和我一样都是青年学生，一问才知道都是“右派”。队里有一年轻点的管理干事私下告诉我们：“你们好了。听说要回原单位去了。”这真是大好消息啊。我真地要走出地狱了吗？对此我既高兴又怀疑，是真的吗？但愿是真的吧。次日早餐过后，我们十来个人揹着背包，站在队部门口，指导员告诉我们，“你们去集中学习。自己的衣物不要卖了，留着有用处。”他说话态度和语气不像往常那种对“敌人”的态度，倒像是关心和劝导。一个干部带着我们出发了，其他的难友们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有些向我们挥手告别。

快活场离我们驻地有三十来里路，在广元与旺苍之间的公路上。两面是高山，中间是一狭长的两三百公尺宽的河谷地带。中间有一小溪。快活场就在右手边的半山腰一块突出的平地上。公路穿过这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乡场。快活场外一公里处有一大院子，名徐家大院。院子古朴典雅，虽是木头房，但也修得相当汽派整齐，做工精致，一看俨然是一大户人家。天井宽大，用石板嵌就。两面厢房都是有走廊的走马转阁楼。院外有三米来宽的一块石坝，坝坎下是一急流的小溪，溪边长满了大树。进院的大门两边做有一副黑漆雕花金字的对联，上联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是：“其人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字迹流利而工稳。遗憾的是在大院天井中矗立起一根大大的水泥桥墩，高数丈。据说此处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司令部。可惜设计铁路时没有考虑到保护文物，竟然在院中立一桥墩让火车从整个大院头上飞过。

从415集中过来的“右派”约有一二千人，都住在院子里及其周围的农民家里。当天晚上，我们站在大院天井中听干部讲话。因人多，闹哄哄的，听不十分清楚。大意是我们集中学习一两个月，把身体养好，准备回原单位去工作。希望我们好好学习，不要把自己的衣物弄掉了，回单位去还要用……。

从此，我们就不再劳动，每天学习几小时的文件，读读报纸，行动也比较自由。干部们也比较客气，再没有过去对我们吆喝、谩骂甚至拳脚相加的现象，但与我们之间仍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界限。名是要我们养好身体，但所谓“养”，也不过是不劳动而已，伙食仍然很差。坐下来学习，更觉得饥饿难耐，总想着吃的东西。一有空就往快活场上跑，那里有钱可以买到一种小的硬壳饼，但价钱贵得惊人，差不多要五角钱一个。一件八成新的府绸衬衣只能换十来个饼子。一天我拿了剩下的像样的一条米黄色咔叽布裤子，到快活场旁边一户人家，换了一个七八斤重的老南瓜和半土箕红苕，就在他家煮了，四个人大吃了一顿。肚子胀得鼓鼓的，但仍觉得空空的。这是近一年来痛痛快快自自由由不担惊受怕地吃的一餐。

快活场上有一家小茶馆，“右派”们常坐在那里吹牛，互相传递一些道听途说的“新闻”。好的可以寄托美好的期望；也有不好的，听后令人失望一阵。

在集中的“右派”分子中，有一个中国著名的谐剧创始人王永梭。他可以一人演一台戏，即一人装扮数个不同角色，以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情动作来展现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和形象。他常在晚会上或适当场合即兴为我们表演－两段。我在此认识了这位了不起的文艺家。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好消息一点也没有兑现。相反，形势好象又急转直下。从干部们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报纸上充满阶级斗争的满是火药味的报导，如：蒋介石又在叫嚣反攻大陆，福建前线双方炮击加剧，各地都发现反革命分子的捣乱。毛主席再次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小道消息中听说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被撤职了，其原因好像与对“右派”的政策有关……

三十    奇怪的难民

没过多久，我们被武装押解到川西的灌县。我们一个中队分乘了五辆敞篷大卡车，每车上坐了四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加上中队部的行李，共有七八辆车，向广元进发。在广元车站，仍在那个废弃的“车间”过夜。吃的依然是冷得硬邦邦的玉米窝窝头，和一汤瓢稀粥。第二天一早，换乘火车南下，笫三天上午到了灌县车站。队长宣佈我们要沿公路步行，经过灌县城，过玉壘关，然后在二王庙集合再步行去成（都）——汶（川）公路上的麻溪。我们这一群人，简直是“四不像”。不像工人，因为七老八小的，年纪大的六十多岁，小的二十来岁；不像干部，因为所有的人都衣衫褴缕不堪；但又不像囚犯，虽然形相狼狈，但一言一行都显露出知识分子的风度，斯斯文文，斌斌有礼。从车站到县城，一路上人们好奇地观察着、打量着我们。

我们揹着破烂的行李缓慢地从灌县城的蒲柏桥穿过县城最热闹的幸福路，从城隍庙上石梯，登上玉壘关。极目望去，川西平原在我们身后，小巧精美的灌县城在大山和平原交接处，像一颗美丽的绿宝石，镶嵌在这富庶的川西大地上。岷江从山谷奔流而出，汹涌澎湃地冲向脚下的离堆，旋转着，咆哮着进入城内，流过南桥。而从鱼嘴分出的外江则较缓和地流向另一方向。稍远处，一座高高的石塔耸立在平原中间，正对着岷江出山的口子。它像一把利剑，锋刃直刺天穹，似乎警示着一切的邪恶势力，莫要侵害人们的平静幸福的生活；它又像一支笔，正在描绘着这富饶的美境。岷江出山口的左面，赵公山的峰顶，雾霭缭绕，恰似神女的面纱，漂漂荡荡，变幻莫测。玉壘关就建在这岸边的悬崖上，真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势。关口石拱门上是城楼，十分雄伟。两边的石墙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数千寻，波翻浪涌，淘尽英雄。世事易推移。问谁作中流砥柱，不放大江东去。”下联是：“亿万家，星罗棋佈，排成图画。此邦真富庶。愧我无治安上策，敢云吾道南来。”据说这副对联是清末时灌县的一个县令写的，他是云南人，后来不知为何吞金自杀。

顺着石板阶梯，我们下去，到了二王庙。只见古木参天，惊涛拍岸，安澜索桥晃晃荡荡在二王庙上游一点横跨在大江之上，真似“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因干部们不准我们停留参观，只好匆匆而过。我小时候读到过的都江堰，原来就如此啊。看不见堰塘在何处，而倒是若大一条岷江被一分为二，再分成若干小支流去灌溉数百里川西平原，使之成为祖国有名的粮仓，抚育着数千万天府儿女。多么伟大的工程，我们的祖先们多么聪明啊！

当晚，我们息宿在离县城二十来里路的紫坪舖。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河滩。靠山的一边，有一排废弃的草盖简易工棚，那是前些年大跃进时修紫坪舖电站时工人们的住地，因电站半途下马而废弃了。棚前棚后荒草丛生，棚顶和四周的竹壁已经破损不堪，但里面竹子搭成的床舖完好。在此过夜比在广元车站的“废车间”好多了。夜里听见那汹涌的岷江的咆哮和一些莫名的声音，感到无限的凄凉。

次日，照例步行，沿岷江右岸逆江而上。两面都是陡峭的高山，江水在山脚下怒吼奔腾。江中乱石穿空，巨浪拍打在巨石上溅起阵阵水珠，发出阵阵的哗啦声。突然前面豁然开朗，一片田原展现在面前，茅亭舖到了。岷江从田坝的左面形成一道大大的弧形沿着山脚流淌出去，使这块田坝成了不规则的圆形。公路从田坝中间穿过。在进入田坝的入口处公路边有几家小店舖，这就是茅亭舖。它在大山之中显得格外灵秀。田坝右边的缓坡上稀稀落落地有一些茅屋。我们就住在缓坡上的一个废砖瓦窑里。这个废砖窑留下了几间堆放砖瓦坯的草棚子，但己破烂不堪。我们用树桠和茅草将它修盖好，再用竹木在里面搭上床舖，就成了我们住宿和学习的地方。当然，那些管理干部们住的是劳教人员专门为他们新建的白色土墙房屋。

起初的一个多月，我们无事可做，每天除了学习报纸上的时事及有关阶级斗争的文章外，就是听干部们的训骂。小组讨论内容是如何继续改造世界观，继续批判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致于“养好身体，准备回原单位去工作”只字不提了。当然由于无事可做，休闲的时间较多，这些“老右”们衣物卖完了，还有大量的书藉。一有空就躺在“床”上读书。太阳天就在阳光下脱下衣服来捉虱子或把自己已经是千疤万补的衣服拿来再缝补。现在的这一群已不再像初到旺苍时的“大杂烩”了。经过快活场集中之后，己变成清一色的“右派分子”了。这些“老右”都来自四川各地各个单位，各个行业，可说是人才济济。有各种性格，各种年龄的人。有的人胆小如鼠，说话走路都谨小慎微，生怕惹出麻烦再次获罪，他们整天提心吊胆，满脸忧愁；另一种人，他们想以他人为垫脚石，早一天爬出地狱，因此把他们的狗鼻子伸向四方去搜寻可供其利用的材料，或捕风捉影，或断章取义，甚或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去向干部们打小报告；也有一种人，他们虽经这两三年的惨痛教训，但仍不知“悔误”，仍然认为到处都可以讲道理，因而天不怕地不怕。记得有一天，大概是五一节过后，听说我们劳教人员五一节配给的猪肉被管理人员们占去了。我们中的丁华岑、沈辉等人就大胆地去质问管教干事。当天晚上，丁华岑等就被干部们用绳子狠狠地捆起来，被捆得大汗长淌，昏了过去。这些干部们一边捆人一边问：“你还要吃肉吗？！”唉，还有“公民权”的人简直比牛马不如。公理何在？

在茅亭期间，我结识了两个“右派”好朋友。一个是原巴中中学的校长颜冬申，另一个是四川外语学院的李闻老师。都是在茅亭茶馆里认识的。六二年上半年，他们两人被“清放”回家。李闻老师的妻子在遵义市教书，颜冬申老师的妻子在茅台教书，因而二人都要去遵义了。一谈起遵义，总有一点家乡人的亲切感。从此我们相约在遵义再见。后来落实政策后，颜冬申老师在贵州财经学院当教授，因工作出色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八八年他还介绍我参加了贵州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八九年我和汤其善校长等去北京开会，颜老师为我们开“后门”买了三张贵阳去北京的软卧火车票。可惜他过早地逝世了。他患鼻咽癌在成都住院时还把他写的诗寄给我。李闻老师后来在遵义三中任教。一九八一年，我想回遵义工作，李老师积极帮助我联系遵义三中，他希望我回到遵义去。可惜未能如愿。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李老师了，真令人遗憾。

在茅亭期间，我照例每月把二十多元的津贴汇十元钱给妈妈，补贴她的生活。

麻溪离我们住地四五里路，只有那里才有邮政所可以汇款。每次去那里都要坐小木船渡过江去。水流湍急，乱石又多，坐在船上真叫人胆颤心惊。

学习了一两个月，突然又将我们队集中到瓦窑山下面，公路坎下靠近岷江边的一小田坝里的一排较规整的封闭式的工棚里（小地名叫老母孔）。这里一共有三幢长长的像火车车厢的木架草顶房子。每幢有三十多米长，只有两头才能开门进出，里面两边靠竹编的墙壁搭了两层通舖的床，两边床舖之间有不足一公尺宽的过道。我们队二百多人就住在边上的一幢工棚里，中间一幢是干部们的住室，最后一幢是厨房。现在我们队正式名为415—101中队。来了个新指导员，名叫岳义。还有一个管教干事李禹白。从此，我们被武装看押了。据说是因为我们队里发生了大案。此案惊动了公安厅，甚至更上层。现在把我们全部关押在这里进行审查，交待问题。

我们小组里有两个人，一个叫付汝舟，一个叫唐永禄，是重点审查对象。每天学习就追查他们近来的言行。当然我们每个人也要检查交待这段时间的言行，也不能自由行动了。

中队的指导员岳义，山西人，矮矮的，瘦瘦的，走起路来头总是低垂着弯着脖子，抬着肩头，就像一只豺狼。眼睛滴溜溜转动，发出恶毒的光。此人没什么文化。后来听说他是阎锡山的部队被解放过来的“解放战士”。他对我们好像有杀父之仇一样，动辄骂“你们这些反动右派”。在对我们训话时，常开“黄”腔，他把“歌颂”读成“歌颁”。他说，“你们不歌颁无产阶级，专门歌颁反动的资产阶级。”把“有恃无恐”读成“有待无恐”。他整起人来确有一套办法。本来我们按规定十天休息一天，这一天我们要洗洗衣服，补补破鞋破衣等。可他在这一天，一起床就集合训话一两个钟头，从天文说到地理，从秦始皇说到宣统，天上地下胡扯一通。让我们站够了，然后打扫卫生，把住房周围的杂草铲得一根不剩，泥地要打扫得几乎可以看得见一颗绣花针。然后又要去出“公差”搬米运煤……。这一折腾几乎一天就完了。到了晚上又叫我们集合站队在坝子里听他们几个人轮翻训话，一站就是三四个钟头。无论冬夏都是如此。特别是冬天，我们的脚冻麻木了，只听见人们在地上踏脚的噼叭噼叭声。差不多要十二点钟了才放我们睡觉，天还不大亮，又吹哨子叫起床了。人们悄悄送了他一个绰号“猫头鹰”，就是小说《红岩》里那个杀人特务杨进兴的美名。他捆起人来可以将人捆成像一个棕子，捆得人们喊爹叫娘。

管教干事叫李禹白，瘦高个子，眼睛经常眯着，很像个白面书生，说起话来不慌不忙，声音也不高，文诌诌的，然而他并非善良之辈，相反，他心狠手辣。人们说，他“笑里藏刀”。除了跟岳义一样的打人捆人之外，他更能在你写的字里行间，在你发言的一字一句中断章取义地抠字眼，想办法整死你。

另外一个生产干事张玉清，川北人。此人不学无术，当过兵。除了当打手外别无其他技能，捆人打人是他的特长。

在“车厢”关押审查期间，几乎天天有人被叫去捆绑、吊打。我同一组的付汝舟就是其中的一个。

付汝舟，一个斯斯文文的书生，年纪比我要大六七岁，听口音不像是西南人，也不知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和职业，几乎天天都要挨打挨捆。每天在小组会上都叫他交待问题。一天李禹白干事亲临我们小组听他交待问题。看来，付汝舟己经横下一条心，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些假共产党人，比法西斯分子更凶残恶毒，你们整‘右派’，实际是迫害知识分子，你们叫人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言者有罪了？我哪一条是反你们的？你们是有意整人。你们统购统销不顾农民死活，农民饿死了多少？全国饿死了多少人？你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炼出了多少钢来？你们弄得现在市场上连火柴都买不到，这也算‘大跃进’吧……。”他一股脑儿把心中的不满倾倒出来。其实他说的话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听完之后，李干事脸色发白又发青，他无法反驳这些实实在在的真理。他立刻把他叫出去交给两个武装士兵，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将付汝舟按倒在地扎扎实实地捆起来。而此时的付汝舟一声不吭，更不叫喊，他知道叫喊毫无用处。没几天他就被押送走了。同他一起被押送走的还有唐永禄、吴方成、王景……。后来听说，他们是参加了一个什么马列主义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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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漫漫人生路》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