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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1/30 13: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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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王浩之死时间飞逝，一年又过完了，公路工程己完工了。我们又再一次被押解去川西的理县修建一道大河堤。我们修了公路，然而下山却只能步行，还必须肩挑百十斤重担。从雁门坝上火车，一个整夜又回到了灌县。我多么想去看看马文燕一家人啊！他们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呢？可是，我们被押上了七八辆用帆布篷盖着的大卡车。上午十一点左右，车到了紫坪舖大荒河滩上，命令我们下车休息吃午饭。我跳下车去找地方方便。走到荒滩边沿芦苇丛后时才发现在大石后面匍匐着三四个手端机关枪的解放军士兵，他们把枪口正瞄准着荒滩中这二百多个手无寸铁的“右派”分子。见我走过去，其中一人大吼：“干什么？回去！”我被吓得直打抖，屎也不敢拉了，连忙退回到车前。最后忍不住了，只好在沙坝中找个地方，也不怕羞，脱下裤子就地解决了。事后我想，对我们这群手无寸铁的文弱“老右”，竟然用机关枪瞄准，这岂不是大笑话么？！薛城是理县的一个乡。从灌县沿着岷江岸边的成——汶公路逆流而上，经过茅亭、麻溪、漩口，再往前走才是理县薛城。汽车在大山谷中，岷江边上奔跑，两边高山特陡。山上不时有岩石顺着山坡轰轰滚下，有些大石块直落到江里，有些就在半坡或路边被挡住了。石头滚落时，远远都看得见腾起的一阵阵灰尘。这些山好像是灰沙和岩石堆积起来的，岩石随时都会落下来。岷江中到处可见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巨石，大的比一间房子还大，小的也有书桌大小。江水在乱石中东撞西冲，发出震耳的吼声，溅起一串串水珠，掀起一道道漩涡。就是这汹涌的岷江到了灌县被李冰父子的都江堰驯服，乖乖地进入川西平原灌溉着大西南的沃土。一路上汽车不时被前方滚落的山石挡住。有些路段被塌方所毁，养路工人忙着清理路面，以保证道路畅通。汽车只能从临时铺成的路上通过。越往里走越觉得荒凉。两边大山上除了滚落的岩石再也看不见什么了。公路两边很少有人家，只在离陡坡稍远一点儿的“平原”上偶尔有一两处用石头堆砌的低矮平房。间或有十来户人家居住的寨子，周围长着稀疏的核桃树。很少的平地，都被石块壘起的矮墙隔成小块小块的。土地十分干燥，地里残留着玉米茬子。稀疏的野草开着指头尖大小的黄花。冷风吹来，阵阵沙尘扑在脸上，使人难以睁开眼睛。真是一幅凄凉景象。我不禁想起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来。薛城离理县还有几十里，这是一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乡场，它座落在两个小山包之间的一块平地上，所以没有塌山滚石的威胁。场上的房屋全是用山上落下的石块壘砌成的，很矮很矮。街上有两三家卖煤油、盐、针线、廉价糖果的小店。车到薛城，我们就得步行了。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从这儿分右手走小路二十多里，那里四周环山，中间有一大块荒凉河坝。一条平时几乎干涸，夏天由上游两个山口冲出来的雪水汇合而成的汹涌小河。小河流过这个大河坝，到下游两山抱拢来的地方只有一道很窄的峡口。夏天山里的积雪融化，河水猛涨，而下游的出口又被抱拢的两山钳住，山洪只好在这块河坝里停蓄，把这块长七八里，宽一里多的荒滩淹没，直到秋天河水才慢慢退去。这儿地名叫四马六口。我们就要在这块河滩中间修建一道从上游入口处直到下游出口处的大堤，把洪水规拦在固定的河床里，使它集中成一条正规的河流，将上面砍伐的圆木顺河漂流下来。从薛城到这里的二三十里全是小路。沿途飞沙滚石，随时都得百倍警惕。一路上也有几处石砌的矮屋村落，都是羌族或藏族人居住。他们男男女女站在自家的门口望着我们这群衣衫褴缕的远方客人。妇女们都穿着大红大绿的服装，头上用青丝帕缠着一块象瓦一样的白布绣花的盖头，腰间拴着宽宽的腰带，面前挂一块红白相间横条子的长围裙，腿上都缠着羊毛织的“木子”，脚穿草鞋。运东西不用扁担箩筐，全是用背揹。或用一种尖底锥形的藤条编的篓子，或一种扁圆形的木桶。听人们说，在这一带地方，千万不要单身乱走，这里的少数民族可能把你绑去做娃子，或强迫你跟他们的女孩子成亲。我们就在靠近河水出口不远的河坝中支起帐篷，从山上砍来一些小灌木铺在地上，压平了，再割一些枯黄的野草铺在上面当床。一个帐篷里住二十多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块，连翻身都很困难。因住地就在大山下的河坝里，晚上睡觉还要派人手提铜锣放哨。如遇垮山或滚落岩石，就把锣敲响，叫人们起来逃命。其实这也只能是一种精神安慰而已。如果真地滚下石头来，帐篷里睡觉的人是很难逃脱的。到达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工作了。要修筑的河堤离住地两三百公尺远，这道堤厚两三公尺，高也两三公尺，全用石块干壘，不用水泥。只能从河坝岸边山脚下去抬滚落下来的石块来作材料。从山脚到修河堤的地方大约有一百多公尺远，河坝中全是一些小块乱石，路不太好走。我的工作是安砌河堤。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弯着腰安砌一块较大的石块，突然听见山脚咔嚓一声巨响，接着是两只乌鸦悲惨而又令人恐怖的“呱！呱！”叫声。我伸值了腰，朝山脚望去，只见半岩上一团团滚滚的沙尘像烟雾一样腾空而起。不一会，听见有人喊: “垮岩了,压着人了!” 我放下手中的撬杠和郎头，向山脚奔去。那里早己有人围着一堆洪水时从上游漂下来堆积在那里的合抱粗的圆木。听说有人被压在圆木堆上了。我挤拢去一看：天啦，这不是王浩么。他的头露在一根横着的圆木外面，其余的身体全被压在巨石下。离这堆圆木不远处，又有一堆人，围着三块棚着的大石头看，这三块大石块中还有一人被困在里面。说也奇怪，这三块比门板还大的巨石，从山上滚下来搭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篷子，把一个人紧紧地罩在里面。但里面空间太小，三面的口子也太狭窄，被困在里面的人不能动弹，也不能出来。这个被困住的人名叫付云，五十来岁，没有什么文化。据说是一个受过伤的荣军战士，因伤势轻微，就转业到广元一个劳改煤矿去当生产干事，管劳改犯人。他出口就开“黄腔”，在管劳改犯人期间，和劳改犯人称兄道弟，对劳改犯人训话时说：“同志们呀，你们吃不饱我也没有办法，上面只给你们这点粮食啊。你们不信去问上级呀。任务也不是我给你们规定这么重的，也是他们分派下来的，我也无法啊！你们就忍着点吧，不要怪我啊！”大概就因为这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来劳教的。这时只听他在巨石中呼喊：“救命呀！”干事们走过去指挥先救活着的付云。人们用圆木、撬杠和绳子把巨石拖开，将付云从死神手边抢了出来。除了脚和手臂有一些皮外伤外，其余毫发无损。在拖他出来时，一块石头压住了他的棉衣襟，队长叫用剪刀剪去衣襟，可付云在里面求情说：“队长，不能剪，我还要穿呢。”关于付云这个人还有许多笑话，留在后面去记述他了。王浩当天是与付云二人组成一副杠子抬运石头。谁知当他们正在河坝边的路坎上抬石头时，大约有近百方岩石突然崩塌。王浩跑在后边就被岩石推下路坎压在圆木堆上。付云跑在前面，被三块巨石困住。王浩的妻子第三天来到薛城，见状嚎啕痛哭。她说：出事的头天晚上，她做了一场恶梦，见王浩被岩石压死了。当时就觉得很不吉祥。谁知第二天夜里就收到王浩出事的电报……。队里只用了几块木板做成一个大木箱将他草草地就地掩埋了。王浩之死，是我们中队因工伤事故死亡的（张良槐须死了，他是“违犯纪律”被水冲走的）。在我们中震动很大。队里为了稳定人心，停工学习了三天，专门讨论安全问题。这两天，我特别伤心。王浩在雁门坝和我头挨着头睡在一起，还为我辅导英语。他和蔼可亲，处处把我当一个小弟弟关照，真是我的良师益友。河坝四面的高山顶上都有藏族人的寨子。寨里居住着百十户人家。他们下山去薛城赶场都要从我们住地旁经过。赶场时，藏族妇女比较多，他们八九个人一群一群地结伴而行，有的口中吹着木叶笛，说说笑笑。看见我们就停住脚步，注目观察。我们的厕所就在他们赶场路坎下，只是挖了一个长长的土坑，上面没有房顶遮盖，四周用一些矮灌木篷插在地上当墙壁遮羞。可是从路上下来的人正好看见人们光着屁股蹲在那里。这些妇女穿得红红绿绿的，背上揹着背篓，从山上下来或上去，竟然立在那里，指指点点望着一排光屁股有说有笑。也许她们是说，“看吧，这些人真不害羞，在光天化日之下还光着屁股哩！”大有指点江山之态，只是没有激扬文字，否则这些粪土当年的臭知识分子可就无地自容了。端午前夕，我突然发起高烧，昏昏迷迷，躺了两天，在昏昏沉沉中，我总是看见王浩那和颜悦色的面容，听见他那轻声细语的北方口音，有时又看见他那被石头压着露在圆木外满是灰尘的充血的脸，仿佛听见他在为我纠正英语读音和错句。我忘不了他。时而我又思念我的亲人，妈妈、弟弟和妹妹们。他们现在怎么样呢？虽说六二年之后农业形势有所好转，全国经济情况有所恢复，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四清”运动在农村中弄得农民们不得安宁，更不消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了。妈妈她老人家身体好吗？也许在某一天我也会像王浩那样死在他乡的荒野之中啊。在思念中，我写了一首诗：流徙巴蜀近十秋，病里思亲愁更愁。 白发老娘今何在，唯见岷江滚滚流。写完之后，我一边默念，一边抽泣。想起我残破的家，想起年老的母亲，想起遭受苦难的弟、妹们，想起马文燕一家，想起王浩之死，又想到我的未来，眼泪忍不住往外流。 三十六 白家坟的日日夜夜河堤还未修完，又接到转移的命令。照例又是长途跋涉，武装押解，汽车、火车、步行。路过都江堰，二王庙，灌县城，远远地望见那晃荡的索桥、鱼嘴的英姿，离堆伏龙观的巍峨殿宇，也看见灌县城的鳞次栉比的楼房，但就看不见马文燕一家人的身影。“你们还好吗？”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与都江堰说再见了吧！火车一直向东南急驰，到内江后又折向南，直奔宜宾而去。一路都是四川的富饶之地，丘陵此起彼伏，路旁闪过一片片竹林小溪、果树村落。天气太热。在车厢里我们这些人因热而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汗臭味。晚上在宜宾金沙江北岸的安阜镇住息。我们队的丁华岑，原是宜宾笫一中学的英语教师，他的妻子就在安阜的宜宾纸厂工作，相距咫尺却如隔万水千山，不得相见。次日晨又步行了二十多里，去高县的一个小场上坐带篷的大汽车沿山间公路穿行。下午四点来钟才到了珙县巡场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白家坟。这是一块山间的小田坝，一条弯弯的小河把整个寨子围了一个U字形。田坝里的秧苗长得正旺，路边的干土里种满了红苕、玉米和蔬菜。就在那个U字形里面的寨子里有二十来户农家。看样子这里原先还住着有钱人家，因为在寨中建有石门土墙的四层楼的一座碉堡，远远望去它如鹤立鸡群，十分显眼。可是，现在这儿己不再是富人的庄园了。这条小河不宽也不深，人可以涉水淌过去。岸边还有整天咿咿呀呀提水灌田的水车。我们直走进这座木头老房子的院落，将行李放在外面的场坝里，然后就分派住宿的地方。一二百人住在院子里，院子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站在自家的门前探出身子来观看我们这些衣衫褴缕，长发过耳，肌肤瘦黑，疲惫不堪的“牛鬼蛇神”。然而出乎他们意外，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却又透出了那些偷、抢、抓、拿、骗、吃的坏分子们所没有的斯文素质。在我们到达之前，早就有人来这里向老乡们宣传说，要来一批坏蛋，这些人都是些无恶不作，抓、拿、骗、偷，抢五毒俱全的“牛鬼蛇神”。他们警告老乡们要与我们划清界线，不要接近我们，谨防上当。当晚，我们各自在分派的地方铺上地舖，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起来，照例是去山上砍木搭床，一连几天老乡们都不敢接近我们。不久之后，老乡们不仅敢和我们接近，敢借东西给我们，敢把花生，瓜果卖给我们，还敢和我们拉家长，甚至邀我们去家里吃饭，当客人了。这时我们才知道给他们宣传的内容。老乡们也才知道我们是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被打成的“右派”分子，是些斌斌有礼的“文化人”。老乡们在生活上悄悄地照顾我们，煮了红苕一定要给我们一些，地里挖出了花生也抓几把塞在我们的衣袋里。罗国臣的父亲是个老实农民，他就住在白家坟院子里，他悄悄地对我说：“你们真傻，为什么要鸣放？”六五年的六七月，天气十分炎热，川南地区更是热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组的一些人住在寨中那座碉楼上，窗孔小，通风不好，更是闷热难受，加上成群的蚊虫呜呜嗡嗡地叮咬，整夜几乎不能入睡。辗转草垫之上，思绪起伏，迷迷糊糊中好像回到了家乡。妈妈白发零乱，满脸皱纹，泪落不止，哽咽不能成语；弟、妹们也在一旁哭泣。我向前跨去，不料脚下突然陷落。我惊呼“妈妈！”一觉惊醒，遍身冷汗，满脸泪水，一想起好几个月以来没有收到家信了。妈妈和弟弟妹妹们还好吗？这一梦使我特别不放心。清晨早餐后，我就去队部管教干事刘瑞声处询问有无我的信件。他慢吞吞地从抽屉中拿出一个折开的信封递给我。我急忙打开一看，顿时头脑轰鸣，晕倒在地。我苏醒过来，泪如泉涌。原来，妈妈早在两三个月前就与世长辞了。这封信被刘干事压了两个多月，要不是我去询问，还不知要压多久哩。弟弟在信中说，妈妈每天茶饭不思，一端起碗就落泪，口中不停地唸：“广成呵！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呀！”她老人家己经骨瘦如柴，眼也差不多哭瞎了。一天，她一人回到双山老家山背后的山洞中自缢了，以此来结束她难以忍受的思念之苦。人们找到她时己是第二天的下午。在亲友们的协助下，把她安葬在老家旁的石牛坡祖父的坟背后……我还能说什么呢？都己经两三个月了，回家去也只能看见一堆黄土，有什么用呢。妈妈她小时候几乎是个乞丐，十二岁当童养媳，受尽了千般磨难，后来又遭丈夫遗弃，留下七大八小的五个孩子。她肩负着养家护口，抚育子女，撑持家门的重担，千辛万苦培养孩子们慢慢长大，却又被划为地主成分，受到更加残忍的身心摧残。到了遵义，以为从此可以一家平安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谁料我又遭此劫难，有家不能归，直至母子永诀……想到此处，怎不叫我肝肠寸断。她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世间上还有什么比得上这伟大的母爱呢？我从队部出来，一边哭，一边还得扛着撬杠钢钎去干活。我哭了几天。组里的人不知我为了什么，都关心地问我，我只说了一句：“母亲去世了。”他们又关心地说，“请个假回去看看呀。”他们哪里知道队里的干事把我的信扣压了两个多月啊！
1967年与贵州老乡喻冠一（前蹲者）、李方中（ 右）合影于荷包田工棚后的荒河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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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家坟，队里有两个贵州老乡，一个是贵定县的喻冠一。他当过志愿军卫生员，到过朝鲜。回国后转业到重庆长江航运管理局的一家造船厂当医生。他后来才从其他劳教队来到415-101队。另一个也是贵定人，名叫李芳中，早年参军，转业到川南的雷马坪劳改农场当管教干事，也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来劳教。远在异乡的劳教队里遇见同乡的难友觉得格外亲切。虽不在同一小组，但也常相互问寒问暖，相互照看。不久从四川会东劳改铅锌矿又来了一批劳教“右派”。看样子是在把全省的劳教“右派”尽量集中。其中有鲁祖兴，范家永等人都成了我的好友。鲁祖兴，原藉河南新野人。解放前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抗日战争期间，随学校迁来四川。抗战胜利后，又随校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在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重庆解放后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财政大学任教，后调到重庆江北区的第十八中学教数学。他的全家几乎都是解放前投奔延安的老革命，解放后又几乎都在新中国的国家机关任要职，而他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来劳动教养。他对我特好，常像兄长似的关心照顾我。我年幼，无社会斗争知识，常因说话直来直去，被“屁爬虫”们揪住辫子，汇报到队部去，因此常常挨斗挨打，他常背后教我说话不能太直，最好当哑吧。范家永，成都人民出版社的干部。高高的个子，长方脸，说话有点结巴，好吹牛，但心地和善。其夫人是成都中医学院附院的护士长。这批来人中也有一些想靠打小报告，以别人为垫脚石早日爬出狗洞的奸猾之徒，如盛文俊，刘中伦……这种人我不愿接近他们，而倒是常常被他们当作向队部汇报的“材料”。在白家坟我们小组住在碉楼上。那碉楼土改时是分给一个姓杨的老太婆的。我们称这个老太婆“杨婆婆”。她年已六十多岁，满头白发，人很瘦小。她住在碉楼的二楼。一楼很潮湿不能住人。她有两个女儿都己出嫁，有一个儿子叫杨大友，结婚后与她分了家，住在白家坟对面的公路边一道小山岗下。杨婆婆心地特善良，但很穷。她经常请我们吃红苕，煮玉米等。并问我：“你妈妈多大年纪了？”“她想念你吗？”“你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呢？”我咽着泪花回答她：“都六十多了。我们很难请到假啊！”她听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当妈妈的肯定耽心啊！”她的小女儿叫杨大贵，常回家来看她。这个小女儿白白净净的，圆圆的白脸上有两个不太明显的酒窝。对陌生人说话有点羞却。当她知道我们是些劳教“右派”时，行动稍微自然一些。她跟杨婆婆一样地善良。有一次在杨婆婆面前她拿出了带给母亲的板栗请我吃，并说：“以后说话小心点，别再大鸣大放”了。这种出自劳动人民的十分自然朴实的感情使我非常感动，她的话我至今难以忘怀。先修完从宜宾南岸的南广到巡场的公路，接着再修宜宾到巡场的宜——珙铁路，因为在巡场周围发现了大量煤矿，必须用火车把煤从这里运出去。任务紧迫，从宜宾的南广到巡场约四十多公里都是由四川省劳动教养筑路工程总队（415信箱）承担修建。我们101中队承担了白家坟旁边的一公里多的修建任务，其间有一座近百米长的包耳隧道，一座一百多公尺长的大桥，还有涵洞和路基土石方。修铁路劳动重，但粮食定量比较高一些，发的生活费要多一些。加上这几年随着国家农业的恢复，农民有了自留地，生活比原来好，市场上也有较多的物资供应了。冬天刚过，我们搬出了白家坟农民的院子，在离此不到一公里的一个河湾处的荒滩上搭起了石头干垒和草盖房顶的几间长工棚。那里地名叫荷包田。从公路到我们工棚背后的河边整个一块荒河滩就像一个不太规则的圆形荷包。清清的小河从工棚背后的山脚流过，给了我们许多方便和舒适。除了赶场天从院子前过路的人外，再没有别的人混在其间了。工棚成“汇”字去了三点水的形状，长长的那一横是我们的工棚，那一直是队部的办公室和管理干事们的宿舍。除此之外，在队部的对面紧靠我们工棚的一头修有一个简易的食堂，在我们工棚的正对面，也就是背靠公路坎搭建了一排同样的干垒石墙草盖房顶的保管室和医务室，只不过只有工棚的一半长。在工棚、队部、食堂和医务室之间是一块空地，就作为干事们给我们训话和我们学习或集合的地方，有时也可打打篮球。工棚背后是一块乱河滩，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卵石以及低矮的荆棘、茅草，再过去就是那条五六米宽的小河了，它紧靠着山壁，因河水在此转弯，就形成了一个有一人多深的湾塘。山壁上垂挂着常青的树藤。山上长着葱郁的乔木。从春到秋末有各种野花争先恐后地开放。那块荒河滩是我们劳动之余躲避管理干事们凶神恶煞的嘴脸的好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书报、下棋、玩朴克和吹笛、拉琴、哼戏。小河是我们洗澡洗衣的天然水盆。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有时吃午饭都端着碗，把下半截身子浸泡在河水里慢慢地品尝“美味佳肴”。 三十七 包尔隧道前的血案夏天，雨水也多。我们修建的包尔隧道刚打穿了上道坑，还没有完全将拱顶用混泥土浇灌好。这天大雨己经下了一整夜，第二天仍继续下着大雨。天空黑云密布，人们的心也压得死沉沉的。好像有一块块大石哽在喉里吐不出来。我们小组被派去在隧道门口安支撑拱架，准备浇灌这最后五公尺的拱顶。但门口有一块石壁需要用錾子修去五公分才够宽度。生产干事张玉清（此人名字我记不准确）命令我和代大贵干这工作。洞门口岩上不时被雨水冲刷滚落下一些小石子，这也预示着有岩石崩塌的危险。张干事也明知道这一点，为了抢工效，他指派了一个年近六十岁的王敬之（此人原是德阳县的一个中医生）站在洞门外面用圆木搭建的平台上，观察放哨，如有石头崩落，立刻放信通知我们躲避。这分明是给我们一个精神安慰而已。因为从五六公尺高的顶上滚落石头下来，即使马上放信也难逃打击啊。第一次，有一指头尖大小的石头落下，打在我的斗笠上，我觉得情况危险，便告诉代大贵趁早离开。我看张干事一转身，就跑进隧道里己拱好顶的地方去参加搅拌混凝土的工作了。大约过了四五分钟，听洞外人声嘈杂，人们纷纷跑出去观看。只见有饭桌大一块石头将代大贵压在地上。他己经被砸得五脏破裂，连一声“妈”都没有来得及喊就死了。代大贵与我同在一个小组，我们两人的床都是挨在一起的。他原是宜宾安边镇税务所的所长，被打成“右派”送来劳教。他有妻子和一对儿女。他年纪比我大两三岁，中等身材。说话很激动，带川南宜宾、自贡一带口音。他为人正直，绝不会去向队部“汇报”某人以邀功请赏。第二天，天晴了，他的家属也来了。她一到就一头扑到他的棺木上，哭得死去活来。她哭诉说，“我等你呀，等到的是这口棺材！”我们听到这悲惨的哭诉，无不陪着落下悲伤的泪水。是呀，当初单位的领导对我们说：“你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你们好好改造，一二年就回来。”而至今己六七年了，却成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囚。劳教是“行政处分”而现在却成了被判无期的罪犯，连通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家人们等呀，盼呀，等到现在只得了一副棺材。代大贵如此，我们呢，难道又不会如此么？！那天，我们全队的人为死去的难友送葬。我们不准许戴白花，不准许写挽联，不准扎花圈，但我们仍在棺木正前面挂了一朵直径一尺多大的白花，我们不准唱挽歌，但我们用高吭的悲壮的号子声表达了我们对难友的哀悼和对这不公的世道的抗议。我们抬着棺木，在坝子里绕了一圈，十分缓慢地从队部门前走过。十分缓慢地在马路上行进。从住地到包尔隧道口的山头上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两三个钟头。附近村子里的人们、过路的人们都来观看这些“老右”们为他们的同伴送行的悲壮场面。听听死难者家属的悲愤的哭诉，听听我们悲壮的号子声。到了坟头，人们用青青的柏枝松叶做成了一个大大的花环以表达我们对难友的悼念。埋好后，在他坟前额外种了两棵常青的树苗，让它们为冤死的“右派”分子作证吧。四十多年后，2009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去白家坟游访，在白家坟罗国臣的陪同之下，我们一家人上到包耳山头，在荆棘荒草中找到了代大贵的坟墓。可喜的是他的子女己给他立了石碑，当年种下的两棵常青树苗，如今己长得粗壮茂盛，它们会永远见证“右派”分子的冤屈的。我们在他坟前行了鞠躬礼。罗国臣说：“代兄，你的老战友来看你了！安息吧！”当年的杨婆婆及她的儿女们据说都己去世。白家坟已大变了样。那条小河已被改造成直直的，不再是包围这个村落的U字形了。当年我们修的公路现在己加宽成四车道的水泥马路了。荷包田已变成了一处崭新的砖房村落了，过去的荒凉河滩再也找不到了。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前进，人类在前进啊。正当宜——珙铁路工程进行得轰轰烈烈之际，四川省劳教筑路工程总队招收了大量民工。这些招来的民工虽然也跟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同样在这条路线上劳动，但并不与我们混在一起。渐渐地有不少好消息传来说：四川省劳教筑路工程总队要改成四川省的一支专业的铁路建设队伍，原有的劳教人员一律转成工人，我们101中队的“右派”， 一律转成筑路队的管理干部，这样就把原先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下子全解决了。据说，这是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意见。队里的管理干事们对我们又客气起来了。每个星期天，我们也可以请假去巡场赶场了。还常常为我们放露天电影，组织我们101中队与附近厂矿机关举行篮球友谊赛。总之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我对前途又充满了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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