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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2/1 13: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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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红白场大会战夏天又来了。川南的气温可高达三十八九度，但我心中觉得特别凉爽，心情也特别舒畅。一天，忽然通知我参加什邡铁路会战。原来，筑路工程总队还有几千人在什邡县修筑广汉通往什邡金河磷矿的铁路。那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大会战，听说那里也正在搞由劳教队转变为地方铁路队的试点工作。我们队派了十多个人前去“参加会战”。第二天一早，我们启程，又从川南到了川西北的什邡县的红白场，加入到那里察耳岩隧道会战中。这里集中了一千多人主攻这座数百米长的遂道以及其他一些工程。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所有劳教人员热情高涨，因为都知道了即将变成国家的筑路工人。杨超书记也亲自去那里视察过工作。管理干部们对待我们比宜——珙线上的干部们更为客气。一天晚上，我们刚去上夜班，一进入隧道坑口，突然，从上道坑的人行天桥上，一根枕木掉落下来，正好砸在我的前额上。我只觉得轰的一声就倒下去了。等我醒来时，我发现在医院的床上躺着。旁边立刻有人喊：“医生，他醒过来了！”接着，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女护士。他关切地问：“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他，“只觉得有点发晕，心里想吐。”他点了点头说，“是的，脑震荡嘛，就是这样的。不过，不太严重。好好休息几天。”第二天中午，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我床前，对我很亲切地慰问，问我想不想吃点什么。其中有人介绍说，"这是筑路队的某某队长(迷糊中我记不清姓名了)来看望你。”我感动得不知所措。几年来我们一直被看成“人民的敌人”、“死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人看待。在干部们的口中，我们只是“劳动力”，连“人”的称号都被剥夺了。而今天，筑路队的队长亲自来看望我，这真是大不相同了。我忍不住流出了两行热泪。不知是伤心的泪呢，还是感激的泪呢，亦或是高兴的泪呢？ 三十九 文化大革命什邡会战结束，我又回到巡场的荷包田。原以为曙光就在前头，满怀希望，满心喜悦。谁知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101中队管得特别严了。干事们又板起那副凶神恶煞的脸孔，对我们宣佈了活动范围：前面不准上马路，后面不准过河，左面不准上洗澡棚的土坎，（右面是一个滥泥塘，无路可走，故不规定）。只能在工棚前面的土坝、后面的荒河滩这么一块不足五亩地的空间里活动。否则将受到严惩。休息日（每十天休息一天）每个小组只能派一名代表去赶场买所需的物资。队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好久没有实行的休息日“卫生检查”制度又开始了。一大早，就吹口哨集合，叫我们把所有的被盖、衣物、书藉等破破烂烂的东西全搬到前面的空坝上摆好，由管理干事们逐一检查。这名曰“卫生检查”，实际上是搜查我们，看有没有藏匿“违禁物品”，特别是书藉，信件之类的东西。在第一次的“卫生检查”中，我买的俄语辞典、俄语语法、在灌县购买的几本俄语简易读物、一本俄文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我邮购来的北京大学英语教材都被当成“不卫生”的脏东西“检查”走了。从此之后，我们只许读毛主席的书。读《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其他的书一律被列为“封、资、修”的毒草，禁止阅读。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早餐，七点出工，中午十二点收工午餐，下午一点半又出工，直到晚七点才收工吃饭，八点钟集合学习到十点钟。我们站在坝子中听岳义、李禹白等人的臭骂，上自祖宗三代，下至儿子儿孙都是骂的范围。反正一人成了“右派”，九族受株连。或以小组为单位，在坝子中坐成一个圆圈，相互批判，或读毛主席的著作。无论寒风呼啸或者蚊虫成群，我们都必须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红宝书，实际并没有阅读，或闭目养神，或口中唸唸有词，名曰“思考”，挨过这漫长的两三小时。夏天只听见手掌拍打蚊虫的吡叭声，冬天则听见脚在地上不停地踢踏的声音。干部来查看，见有人闭目养神，马上就要罚站直到下学习为止。好容易等到十点种，满以为可以下学习睡觉了，突然响起了岳义的哨声，又要集合听他训话了。他们白天休息够了，等到夜里就有精力来折磨我们。按他们的话说，这叫“主动向敌人进攻”、“以逸待劳，打击敌人”。特别是岳义，他上讲天文，下扯地理，古今中外乱扯一通。比如他讲：“岳飞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也被秦桧弄死了吗？”、“你们资产阶级不歌颁工农兵，我们无产阶级就要歌颁他们。”他把“颂”字读成“颁”。下面嗤嗤地笑。他更生气地说，“你们笑，你们就站在反动派的那一边去歌颁吧。”总之，他是要拖延时间，折磨我们，一直拖到十二点钟后才放我们休息。这时我又想起在电影《上饶集中营》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国民党管集中营的务正在台上给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们训话，下面一个被俘的新四军战士给他画了一张肖像，下面写“三等狗放狗屁”。想到此处我忍不住也笑了起来。这场面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啊。夏天特别闷热。一天半夜，突发暴雨，山洪倾泻下来，河水猛涨，荷包田被淹了两尺多深。我们睡在工棚下舖的人，衣物被盖全被浸湿，队部也被淹了。我们被警急叫醒去抢救队部的物资。把行李衣物搬到马路后边的山坡上去。黑夜中也分不清什么物品，什么地方，反正能搬出来就行。等到天亮，雨停了，荷包田的积水慢慢退去，人们才在土坡上寻找自己的物品。地里到处都是杂乱的衣物、书籍，麻袋……。原先被队里干事们“卫生检查”收去的书藉，装在袋子里，在队部整整堆码了一屋子，洪水一来，一些被抢救出来扔在土坡上，大部分被淋坏了或冲走了。在那些残破的旧书堆中，我发现了我心爱的俄语辞典和几本俄语简易读物、北京大学的英语课本。我迅速将它们拾回来，用破衣包好。当天下午搬回工棚。我在床头乱石垒的墙上抠出一大块石头，将它们藏在洞里。一年来，天天读毛主席的著作，太乏味了，总想读点新鲜的东西。我念念不忘我的外语专业，我拾回来的这些书就成了宝贵的精神粮食。白天午休一个半小时，我躲在蚊帐中慢慢阅读。后来就趴在不足一公尺宽的“床”上，用废水泥袋纸订成的本子试着将它们翻译出来。我将俄语简易读物《前夜》、《阿霞》、《当代英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部译成了汉语。这一方面复习了我的俄语知识，另方面也锻练了我的翻译技能和汉语表达能力。译好后，又买来格字本抄誊好。这些都是躲在蚊帐中“秘密”进行的，其实睡在我两边的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后来他们也借去阅读，甚至互相传阅。在那几乎所有的书都被判为“封、资、修毒草”的岁月里，能有一点外国名著读读，真是求之不得的了。可是，哪有不透风的墙？我的辛勤的劳作被“屁爬虫”徐绍雄知道了，他向队部告了密，我又被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了好几天。说我在散布“封、资、修”的毒素，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并把我抄了“家”，没收了所有的书藉和译稿。唉，我几个月的心血，又白费了！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对我们来说，食欲和求知欲是首选的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书读是最痛苦的事。在那期间有一种怪现象：除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外，其余都成了禁书，然而医书确毫无阻拦地大量发行。我们也准许读各种医书，但是一书难求啊！我认识的范家永，他的夫人常给他寄来大量的中医方面的书籍，如：《医宗金鑑》、《中医脉搏学》、《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还有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我从他那里借来阅读。我想，这总比天天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要好得多。开始，读中医书对于一个学外语的人来说，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读起来有如嚼腊一般痛苦。如《中医诊断学》里讲“望、闻、问、切”，《脉博学》里讲“长、短、雀啄脉……”。这些我都莫名其妙，一窍不通，但我硬着头皮读下去。渐渐地，我对它产生了兴趣。这有几方面的原因：1，我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读，如《医宗金鑑》是用骈体文写成，对偶句，读起来真像读诗一样，给人以美的享受；2，学点医术，将来老了，如果放我回家去，我可靠此谋生。人吃五谷杂粮总会生病，只要有坚实的医术，给人“摸手腕”看看舌苔，开开药单子，总可以求得一碗饭吃；3，有书读可以消磨这天天读红宝书的枯燥无味的空闲时光，寄托我的思想的苦闷。有以上思想的支持，我强迫自己去阅读它们。不仅阅读，我还用废水泥袋中间两层干净的牛皮纸订成本子，趴在“床”上，将它们摘抄下来。我就这样先后读完了中医学院的一些教材和一些医学杂志。可惜我没有实践的机会。只有《赤脚医生手册》中讲的针灸方面的事我在自己身上试验过一些穴位，如此而己。在这期间，那些管我们的干事们也热衷于这方面的玩意。有一次，不知谁从马路上过路的红卫兵手中接来一张传单。里面讲到用鸡血注入人体可以增强体力……，干事们看了，十分感兴趣，就在劳教人员中找出几个胆大的来试试。结果试验的人发高烧，险些弄出人命来。文革期中我们101“右派”中队管的特别严。按干部们的话说我们是“思想罪”，属于政治犯，比那些盗窃、流氓、杀人、放火还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危害的是个别人，而我们“危害”的是广大人民。其他队的劳教人员休息天可以上街，可以请假探亲，我们“右派”，却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相反，对我们动辄捆绑吊打。大约在一九六八年一个炎热的傍晚，工棚里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陆清福自己用废竹板编一块乘凉板，放在工棚后面的河坝里，躺在上面休息。突然，岳义的集合哨音响了，人们都迅速到坝子里站好队。陆清福来不及穿好长裤和收拾好凉板，来慢了一步，就被岳义叫住。其实岳义是要叫我们集合向毛主席像请罪。那个年代人民群众每天要向毛主席像行请示礼，我们因为是“罪人”，必须向毛主席行请罪礼。岳义发怒了，他叫陆清福把他那约有五十来斤重的一大块凉板揹在背上向毛主席请罪。陆清福素有滑稽的才能，当即念了一首顺口溜：“右派分子陆清福，请罪不该穿短裤，罪过，罪过！”当场逗得人们哄堂大笑，就连岳义本人也只免强忍住了笑声，但他还是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板起面孔，大声吼道，“笑什么！规规矩矩站好！”我们解散后，可怜的陆清福仍被罚揹着他那块大凉板在毛主席像前站了两个多钟头。又一天清晨，刚吹了起床哨，外面扩音喇叭里就播放《钢琴伴唱红灯记》。我听起来有点不伦不类，顺口说了句“戏不像戏，歌不像歌！”这话又被徐绍雄听见了，报告到队部，我又挨了几天的批斗，说我“恶毒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这时我才知道《钢琴伴唱红灯记》是江青的一大创作。415招的民工有几个队驻在101队旁边。有几个女民工颇有姿色，很好打扮，常来我们队的队部找刘瑞声等干事们嬉笑打闹。其实我们早就看出他们之间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关系很不正常。不过他们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放在眼里，在我们面前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肆无忌惮。我们也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只在背地里引为笑谈而己。我们给那几个女民工取了个绰号“骚灯影”。每次看见她们来和干事嬉戏的时候，我们中就有人说，“看，骚灯影又在表演了”。我在队里经常挨批斗，在干部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人小鬼大的极端反动的反改造分子”，所以我每年年终的改造总结总是不能通过，都被挂起来作另案处理，直拖到第二年总结时仍然不能通过。如此年复一年积在那里。对于我来说，我己将它置之度外。因为我对前途早已失去信心，反正就这么“一百多斤肉”，要剐要杀听其尊便了。在我们队里还有几个最严重的“反改造”分子，他们被送去415 信箱办的集训队集训。后来，大概在集训队也无法，又送回我们队来“集中反省”。其中有肖亚光、陈其生、丁华岑……其实这些所谓的“反改造”分子只不过对干部的残暴管理不满，或对当前的形势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并没有其他的越轨行为。在反省期间要戴手铐，写检查，交待问题。队里指派几个“屁爬虫”来监管他们。经常对他们捆、打、吊、斗。丁华岑河南南阳人，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后进入四川大学英语系读书，毕业后，分在宜宾一中教英语，被打成“右派”分子送来劳教。他对岳义、李禹白等人的野蛮手段十分反感，因而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对他经常捆打。但他一直不屈服，甚至还偷跑去415总队部申诉控告；陈其生，北方人，五十来岁，在自贡市盐务局被打成“右派”。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很抵触。他把每月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大部分用来订阅报纸、杂志，《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红旗》杂志……他读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就大加批判，甚至敢于写批判他们的文章，所以他成了队里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分子。他写的“反省”材料、写的日记都是批驳“四人帮”的。开始时，干部们把他的日记本搜去。后来他干脆自己主动上交。干部们把他双手铐上，他就利用写“交待材料”时写批驳文章（这些文章队部不会对我们公开）。后来干部们将他双手反铐在背后，他仍然读报，手无法翻报纸就用舌头舔着翻。叫他写反省材料，他就写批“四人帮”的文章，没有纸就写在报头空白处。一天夜里十二点后，我被一阵声音惊醒，听见外面传来棍棒打在肉体上的卟叭声和质问之声：“你还写吗？！我看你写！”但没有回答和告饶之声。第二天，才听说是队部将陈其生吊在篮球架上打。不久，在一次公开的宣判会上听宣判说，陈其生坚持反动立场，诋毁污蔑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江青……判处死刑。但没有看见他本人被押解到场。后来才听说，那天晚上他已被打得奄奄一息，送到大队去，就快要断气了。我们队里还有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张朴，北方人，瘦高的个子，瓜子脸，大约五十多岁。据说是中央派驻重庆两个国防厂的监委主任。他原是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十三级干部。他说话，做事都显出老八路的风度，但常受到岳义、李禹白等人的侮辱和殴打，因为他不大遵守队里规定的纪律，常散步超出“活动范围”。有一天他被捆吊在篮球架上毒打。他的口鼻被打得鲜血长流，他只是说：“少奇同志教导我们……”马上又挨了两耳光。他仍说：“少奇同志教导我们……”；另一个是山东人，也姓张，叫张涛。他也是老八路。解放后在重庆江北区法院当院长。大个子，典型的山东人的直爽性格。他一直不“认罪”，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每年年终改造总结也是通不过的。后来落实政策后他们回到重庆，听说张朴已神精分裂，只好离休养病；张涛在江北区任广电局局长。我在前面谈到被三块巨石罩困的付云。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他在学习中经常乱说话。他的发言可以把你逗到哭笑不得，但确是老老实实的，并非有意乱编的。在学习批判苏修的文章“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他说，“赫鲁晓夫肚子真大，一次报告要吃几百个萝卜（卢布），我们吃一个都费力。哪个农民供得起他呀？”“铁砣（指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再硬也硬不过钢砣，我们拿钢砣就把他打得稀烂”，“赫鲁晓夫真不要脸，把马克思的大衣偷来穿上”……这些发言逗得人们大笑，就连在场的干事们也忍俊不住，只得连忙制止他说，“你别说了，别说了。”我们队担负的修建任务已经完成，但前面的金沙湾车站还在抢修中。于是我们又到前面去赶修金沙湾车站。金沙湾车站在离巡场镇两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较大的编组车站，共有九股车道，主要是供从巡场周围的白交煤矿、杉木树煤矿运出的煤在此编组待运之用。工程主要是将靠山的部分挖土石方去回填田坝中低矮部分，工程量大。我们从荷包田走一公里多路到那里。在这里我们奋战了好几个月，每天将开挖的土石抬运到一二百公尺外的地方去回填低洼的地方。一筐土至少也有二百来斤重，每次要将两筐土重在一起就有四五百斤。用接力的方式抬运，这叫做“丢包”。抬着两筐土石还得小跑，不然后面的就越积越多，越放越远了。我的脖子后面早已磨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肉包，就像牛肩上鼓鼓隆起的肩包一样。这个“纪念品”，一直保留到落实政策后好几年才把它去掉。四十 “早晚你们会承认错误的”在我们工地下面的公路边上是有二三十户村民居住的一个小场——金沙湾，这里随着工程的开展，人员增多而热闹起来。一些小店舖也相继开办了。就在靠我们工地边有一家姓刘的村民。老两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男的会补锅，人称他“刘补锅”。儿子刚结婚不久，媳妇买了一架缝纫机为村民和劳教人员们缝补衣服。因为为人厚道客气，所以生意不错。我们过路常去他家坐坐或喝杯茶水。久而久之就十分熟悉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是415——101中队的劳教“右派”。一提到是101队的“老右”，都知道是在“大鸣大放”中打成的，因此对我们比较客气。一了解我是个大学生，对我格外和气。他家有个女儿，那时己二十多岁了，长得婷婷玉立，就像刚出水的荷花，劳动也是一把好手，常见她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在马路上跑得飞快。刘妈妈常问起我的家庭情况，问我想不想在巡场安家。我告诉她我们这些人前途茫茫，虽有安家之意，但没有安家的条件。她说：“你们这叫什么罪呀！过一两年就会解决的。如愿意……”我也有点心动，心想，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得有个家啊。况且按规定我们也是允许结婚的。就这样，我便常去他家。虽未正式答应，但双方心中却有此意了。可是不久，我们又奉令调往巡场前面五公里的白交煤矿。那里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我们的任务是从那座山——轿顶山——下打一条三千来米长的通往珙县的隧道。据说珙县那一头已经打出一段了。我们的住地就选在轿顶山脚边一道小山冈上，下面半坡上就是白交煤矿职工住宅区。那里修了一排排四层楼整洁的洋房，还有学校。我们到工地去就要经这住宅区的旁边。刘家的人也常来工地上看望我。一天，刘家姑娘在工地上找我，可没有找着。这事被岳义知道了，就竭力阻拦。他对她说了许多骇人的话：什么“牛鬼蛇神”啦，什么“专政对象”啦，“永世不得翻身”啦……后来我听说这姑娘哭着回了家。第二次她家託人捎来口信，要我去金沙湾一趟。我在一个休息日一早就溜下山去了。刘妈妈把岳义对她女儿的谈话全都告诉了我。当然，我明白，她们一方面看中了我，但另一方面对岳义的话又不能不信。考虑到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只好对她说，我们确实前途渺茫，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的日子，最好暂时不谈婚姻之事，当个朋友吧。我看得出她和她女儿对此都十分难过。当天我赶回队里，早有人给我放信说，“岳义早上点名，看你不在，十分恼怒。你要留心了。”果然，吃了晚饭，岳义、李禹白、张玉清三人把我叫去，不问三七二十一，将我捆翻在地，一阵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问：“你还跑吗！”我一声不吭，任其摆佈。大约捆了一个钟头，我觉得头晕，四肢麻木，一下倒在地上，全身大汗长流。张玉清将我提了起来，说：“你还装死呢！”又是几拳头。此时我只想死了好，活着太难受了。我鼓起勇气从牙缝中挤出我早就想要说的一句话：“你们这群狼，总有一天你们会承认错误的！”岳义气得咬牙切齿，又狠狠地给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口鼻流血。可我仍不告饶，又补充了一句：“快了，你们会认错的！”直到十来点钟才给我松了绑。我愤愤地哼了一声，走出队部办公室。第二天晚上，李禹白到我们小组主持批斗我的会，要我认“罪”。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说：“我没有罪。我是劳教，这是行政处分，我不是犯人，我有公民权。你们打人，捆人是侵犯人权，你们才是犯罪；公民有谈婚结婚的自由权，我没有违法。”会上除了徐绍雄和几个“屁爬虫”跟着嚎叫外，毫无结果。这件事给我一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创伤。我永远记得那些狼心狗肺之徒给我的伤害。事隔十年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给“右派”分子落实了政策，承认反右扩大化，是错误的，改正了错划右派案，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工作。我不知道捆我打我的那些残暴之徒对此有何感想。不久，我们队里又发生了一件事，“右派”分子康吉瑞，成都人，他的伯父就是国民党的中将司令康泽。就是因为有这个反动大官的伯父，他们一家受到影响。这个小伙子矮矮小小的，但很灵活。他与山下成都下放来的一个女知青有交往。此事被岳义他们知道了，就给他扣上“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帽子，对他进行批斗。他一时想不通，就在一天夜里用刮胡刀片割腕自杀了。此事对我们震动很大。岳义等人怕惹出事来不好交待，就以“破坏党的知青政策，畏罪自杀”等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来压制人们心中的愤怒。隧道工程尚未完工，又下马了。整个415筑路队合併到永川新胜茶场去了。接弟弟来信说，他从贵州冶金学院下放回农村后，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最后落户到新南公社洗马塘大队，与妈妈相依为命。母子二人尚能平安度日。他还在当地七福寺小学当代课教师。六四年他与一陈姓女子结了婚。起初，母子三人尚能和睦相处，逐渐地，母亲与儿媳关系不那么融洽了。加之对大儿子的思念，想起一辈子所受的苦，对未来又失去希望，她选择了自缢的办法来解脱痛苦，在六四年夏天走上了不归路。之后不久，弟弟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来信要我给取个名。我想了许久，觉得“静”字恰当，我希望他平静，安静，别再像我们这一代人受到折腾。另方面也希望他少说话。俗话说，“祸从口出”啊。文革前夕，当地公社、县对他的教学能力颇为赞赏，就叫他在新南乡筹建一所农业中学。他高兴地领受了这一任务。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连他这个农村小学代课教师也没有逃脱灭顶的命运。在当地的个别坏头头的带领之下，一些不明真象的人打着造反旗号，将他吊打，批斗游街。在洗马塘他再也无法住下去了，几经周折，找到了离县城三十里路的牛场公社万家坡生产队，那里在黄家坝大田坝的后面大山上。山高路陡，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差，山上有一二十户人家。据说在六0年饿死了一大半，所以现在有些房屋空着无人居住，土地也空着无人耕种。生产队同意接收他一家三口落户。就这样，他迁到了万家坡。不久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儿子才三岁就患小儿麻痺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也从劳教队里汇钱、寄粮票去帮他给患儿治病，但仍未治好。至今小儿子双脚瘫痪，拄着双拐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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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啊 太坎坷了！！！那时的人为何喜欢以整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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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怪就怪生错了年代，似乎注定那个年代的人都要接受这样或那样的坎坷与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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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有善有恶，哪个时代都存在一群作恶的人，这就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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