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之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_生活服务_湄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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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2/5 1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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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迟来的曙光

七六年春，北京发生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人民群众在清明节那天，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竟然遭到“四人帮”的血腥镇压。我们101队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先没有武装看管，这天突然来了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夜里岗楼上有端着枪的士兵站岗。管理干部对我们更是横瞪眼竖眉毛的。我们稍不留心，拳头就落到身上。每天晚上的学习都是集中在坝子里听李禹白那充满杀气的声音读报纸文章，批判什么“白猫黑猫”，或是读毛主席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啦，或是“四人帮”的“焚书坑儒辩”啦，以及“批林批孔批周公”之类的文章。夜里我们出监舍解手必须先喊报告。监舍里常发生惊梦叫喊之事，恐怖极了。我真耽心会不会发生像重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渣子洞那样的集体屠杀的事件呢。夜里不敢入睡，听着远处杜鹃凄厉的哀啼，猫头鹰的令人胆颤的叫声，室内人们格格的磨牙声及叫人胆寒的梦呓。心里阵阵发抖。

不久，人们传言毛主席死了。开始时我们不敢相信，更不敢打听，生怕被扣上“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的帽子。干部们一个个哭丧着脸。我们不敢稍带笑容，也只好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但人们心里都在揣摩着国家命运的变化。

紧接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干部们也一扭过去“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白猫黑猫”的论调，转而又批王、张、江、姚“四人帮”了。不久前他们还在高喊“向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致敬”，“文化大革命万岁”，而现在却不怕别人说他们脸变得太快，竟然又大批起“四人帮”的罪行来了。是他们思想真的进步得如此快呢，还是假惺惺地跟风跑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其实这也难怪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位权威学者，似乎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他写的书全都该烧掉以此来向四人帮表忠心……,然而现在他不是也在报上发表诗歌说：“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吗？随着形势的变化，看管我们的武装士兵撤走了，气氛又趋缓和了。

七七年春天，岳父来信说，妻子生了一对儿子，要我为他们取名。我想，这对儿子正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生的，全国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又出来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中华民族又有希望了。就取名庆华和庆平吧，意在祝贺邓小平重新上台和祝愿中华民族的光辉的未来。虽然还未见到对“右派”有什么“解放”的跡象，但总的形势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几个月后，我获准假回家探望。川南的夏天像火炉一样，人们热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燥不安，不能穿衣服，只能穿一条遮羞的短裤，妇女们身上加一件汗背心。我回到家里，还未来得及坐下，岳母赶忙将两个小儿子抱出来我看。老大庆华长得还可以，一看老二庆平，额头与头顶上两点成一三角形，两根小腿从膝盖以下都是弯的，恰像架牛耕田时犁头前面的那根牛打脚一样。我真耽心起来。岳母忙说：“出生不久的小孩都是这样的。”这时正是蚊虫横行的季节。人们赤裸的身体正好给牠们提供进食的好机会。白天，墨墨蚊更凶，一团团地落在人们的光腿上，黑麻麻的一片，一巴掌打去，手掌上，腿上满是鲜红的血点点。夜里蚊虫声如闷雷，牠们向人们大举进攻。躲在蚊帐里又太热，除了不停地摇动篾扇之外，别无他法。正在这时，两个小东西又发起了高烧。无钱去公社医院看病，只能找队里的“赤脚医生”帮忙了。她也无妙手回春的医术，更无救死扶伤的灵丹妙药，只有民间土丹方。她叫我们用薄荷叶熬水喂小孩。也是迫于无奈，就按此法炮制。每天不停地灌喂薄荷叶水，只喂得两个小家伙满身薄荷味。白天放在屋外，一会儿满脸被墨墨蚊叮出红点子。夜里更难受，放在床上，罩着蚊帐，又太闷热，放在室外蚊虫又太凶猛。我想了想，自己砍竹子编了一个大大的竹扁篮，里面铺上一块破竹蓆，脚下四角各垫一块破砖头，将其放在户外的场坝里，我端来一条矮木凳，坐在旁边，手中不停地地摇着竹篾扇为他们煽风，一面取凉，一面驱赶蚊虫。就这样我陪他们坐到天亮。

孩子们患的是热伤风。“赤脚医生”的土办法居然奏效了。也许是老天慢慢地睁眼了，两个孩子不但有足够的奶水吃，还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慢慢地好起来了。至今我还未忘记那个“赤脚医生”。她叫梁思云，在那极端困难的时候，是她的土办法救了我两个儿子的小生命。

春去秋来，岁月流逝，转眼就是一九七八年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形势一天天看好。虽然我们仍受管束，但比以前松散多了，看来恐怖的时代慢慢地过去了。夏天，我们队又奉命转移到场部附近的王家坡中队去。原先101中队的管理干部不再跟我们走了（这也可能是为了将来避免尴尬，有意安排的）。王家坡原住的一个劳改就业中队，现在，我们搬去接替那里的工作。不知道是那里的管理干部本身和善呢，亦还是听到有关对“右派”的政策的风声呢，他们对我们比岳义等人和气多了，讲理多了，也宽松多了。每天劳动之后就是正规的休息，不再有额外的经经绊绊的事情。每晚学习之后，也不再有过多的训话来折磨我们。伙食也略有改善，一个星期可打一次牙祭，每天菜里也能见到一点油了。劳动量也不太大，也不硬性规定劳动任务。每月的“工资”也增加到三十多元了。所有这些跡象都表明了上面对“右派”的政策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我每月仍给妻儿汇十五——二十元，除交伙食费十元外，还可抽出钱来还帐。我的思想负担也轻松些了。

那年春末，妻子带着一对双胞儿子来茶场探亲，我去永川车站接他们。从永川火车站坐火车，一站路到长河扁车站，再从那里步行上茶山到王家坡，大约有三十多里路。我带去了一担新篇的箩筐。一到长河扁车站下了车，将两个近一岁的儿子放进两只筐里，挑着就顺铁路飞跑。两个孩子被吓得哇哇直叫，一路哭喊着。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的艰辛啊。离铁路上茶山全是小路，很陡很窄，山又很高，两个孩子足有五十来斤重，加上一点破布尿片，足有六七十斤，我挑上山来，已大汗长淌，累的上气不接下气。把担子放在路边空地上，深深地喘息着。

太阳快下山了，遥望山下暮霭沉沉，家家房顶升起缕缕炊烟，远处山顶，大片红霞簇拥着鲜红的夕阳慢慢沉下去。我此时的心情比前些年舒畅了许多，似乎这红霞夕阳，也预示着明天的朝霞良晨啊！低下头去看看两个可爱的儿子，又禁不住落下泪来。但愿孩子们不会遇着父辈们这样的时代，有较美好的前程啊！

两个胖孩子来到王家坡，惹起了同队“难友”们的喜欢。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一间放工具的库房里，常有难友们来探望。孩子刚学会站立，扶着栏杆走路。我在床两头的土墙壁上挖两个孔，用一颗竹竿穿在墙上作为栏杆，让两个孩子在床上扶着栏杆走来走去。当时孩子还不会说话，只会牙牙乱叫。一天我煮面条喂他们，把酸醋错当成了酱油，一碗面当然就酸得难吃了。可我哪里知道呢！一喂进孩子的嘴里，只见他们尽摇头，眯起眼睛，做出鬼脸怪像。我还以为孩子在做怪像好玩。第二口孩子就摇头不吃了，我有点莫名其妙。最后我尝了一口，才知道是太酸了。两个孩子吃饭时争着要吃，我只能一人一口地喂，先喂庆华，庆平要吼叫，反之，庆华要叫，真弄得我手忙脚乱。

半个月后，我请假送他们母子回家。车到泸州，我们在靠近轮船码头的一个街口下了车，可忘了放在车顶上的行李，于是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街边等我，我赶去车站取回行李。待我揹着行李快步走回来，只见一大堆人围在那里，不知在看什么。我慌了，难道他们母子出事了？我急忙挤进人群，只见两个胖娃娃并排坐在人行道上，正专心注意地玩着从地上拾起的果核哩。过路的人们看见这一对胖小子，长得十分可爱，正围着看稀奇哩。我们迅速抱着孩子向轮船码头走去。

四十六    焦急的盼望

接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党提出了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发表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然而还没有看见对“右派”问题的具体政策，我们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

七九年秋，我又请探亲假去江安探亲。在一个阴雨濛濛的下午，我刚走到破茅屋的旁边，随着几声狗叫，两个孩子从屋内一拐一爬地出来。那只狗记忆力真好，隔了一年依然还认识我，看到我来，那卷翘在背上的尾巴摇来摆去。两个孩子站在狗的两边，正与翘起的狗尾巴一样高，我去年託人从上海买来的两顶雪白的毛毛帽，在他两的头上已变成了狗尾巴一样的灰黄色。身上穿的是外婆用大人的破衣服改成的五颜六色的小棉袄，裤子也是用破棉衣改成的，补满了补丁，而裤脚却吊满了漏出来在泥地上糊得黑黄黑黄的棉花。四川人称这为“刷把裤”。两个孩子好奇地盯着我看，不知是谁来到他家了。见此情景，我忍不住眼泪。过了一会，外婆从屋里出来，连忙说：“叫爸爸，叫爸爸呀，爸爸给你们买糖来了。”

已经两岁多了，还没有学会说话，只会叫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每餐吃饭，全是蒸红苕，泡盐菜，孩子们端着锑饭盒，一看见红苕就哭着不吃。天天红苕就连大人也厌恶啊，何况小孩呢！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有红苕吃就不错了。孩子们哭闹一阵，肚子饿了，还是吃了。

回茶场不久，就传来了好消息。一天，队里来了三个军官模样的人，把我叫去队部，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事？见他们笑嘻嘻的，还连忙招呼我在一张椅子里坐下，这确是一种好的象征。过去，我们去队部，只能坐在离干部两公尺远的矮凳子上啊。我疑怀地望着他们。王队长先开口：“宋广成，这几位解放军想问你愿不愿去他们那里当俄语翻译。他们是军工单位来的。”接着，一个军官说：“不要害怕，我们看过你的档案，知道你是俄语系的学生，而且俄语学得好；还听说你一直在复习你的俄语，还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材，你愿不愿意去我们那里工作？”他一直就不谈我去那里是什么身分。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当时全国还未开始落实“右派”的政策。我听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我想，肯定比在劳教队好吧。于是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吧。”另一位军官说：“那么，请你翻译一篇东西给我们看看。”他随手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就叫我翻译《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并说，下星期他们再来。

我回到组里，难友们围拢来问长问短，主要是探听消息。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去国防单位工作待遇好；另一些人认为去那里更不自由了。“右派”分子尤其看管得严。并说，就是干部、工人都不自由，不能单独外出，一切都是保密的，家属不能去探望……我被吓住了，心想，比这里还不自由，我不干。第二个星期，又来了两个军官，叫我把翻译稿给他看。我推说这些年把俄语忘记了，译不出来了，我也不想去部队上工作。两个军官听罢，失望地走了。

没多久，茶场场部又来了两个干部找我去茶场茶叶科学研究所搞资料翻译。我更是婉言谢绝了。心想，“留在茶场还不是个‘二等公民’，受你们的气么！”

又隔了几天，江津师专的校长带着两个人来队上，找我谈话，要我留在江津地区工作。对此，我提出几点要求：1，我是由四川外语学院送来劳教的，最好回学院去；2，我原籍是贵州遵义，可回遵义去，3，我的妻儿在江安农村，他们必须跟我一道。他们听后说，第一，我不能回原藉，因为四川都差人；第二，现在县区人口进不了重庆市，我只能留在江津地区工作；第三，他们可以把我的妻儿迁至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我又提出，如必须留江津，我只选江津、永川、合川三个城市，而且要求把家属带上。隔了几天，他们又来告诉我说，给我选定在江津白沙镇的江津师范学校。我基本同意了。

接连两三批人来找我谈工作问题，这肯定是好预兆了。

十一月的一天，鲁祖兴悄悄地塞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我悄悄地看了。那是他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妹妹寄给他的。信中谈到党中央对“右派”落实政策的问题，并附了一分文件，那是发给省军级单位的。里面详谈了对“右派”一律摘帽，改正错案，三恢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恢复党藉）以及对“右派”工资的补尝……。看后，我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二十二年了，党还没有忘记我们，现在要“解放”我们了。不过，我们每天仍然照常出工劳动。落实政策嘛，耐心等吧，该又不会像六一年那次落空吧。

四十七    从“劳动力”到“同志”

就要过年了，新年的气氛宽松喜悦，全国都准备热烈庆祝这拨乱反正的新年。全国人民都企盼着贯彻落实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

一天上午，天气晴朗，太阳从东山上面冉冉升起，它把明亮的光辉也洒向了西山。队部突然通知：“今天开大会。”

在离王家坡不远的一块荒土坪里，用圆木和竹蓆搭成了一个台子，正面的大红横幅上写着：“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大会”。全茶场的上千的劳教“右派”分子都来到会场。会上宣佈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我这个多年来在他们眼中的“人小鬼大的反改造的右派分子”，几乎每年的改造总结都通不过的人，这次也居然跟大家－道摘去了“帽子”。但在这个大会上竟有两个人在被叫到摘帽名字时居然不理不采，也不上前去接摘帽通知书。那就是我们队的张朴和张涛。这弄得台上宣佈的人有点尴尬。过了一两分钟只能由队长去代领下来以缓解尴尬的气氛。

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听见干部们骂“反动右派”了。也没有谈什么“认真改造”了。相反，讲话的人充分肯定了我们在这二十来年的劳动中为祖国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接着他话锋一转，指向刚刚被粉碎的“四人帮”，大批他们反人民的反革命罪行。

回到队上，张涛说，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右派”，给我摘什么“帽”呀！

第二天，我即请假去老君洞找原先“卫生检查”时收去了我的翻译稿的管教干事刘瑞声要回我的译稿。可他已调到另一个队去了。我到了那个队找到了他。他告诉我说译稿被其他队的某某干事借去看，还未还回来，他答应一定收回来还我。又隔了几天，他终于给了我译稿中的一本《当代英雄》，说其余的己弄丢失了。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当时以扫除封、资、修为名搜去了我的译稿，其实他们私下也在偷偷地阅读啊！

新年刚过，天气晴朗，虽还有冬天残留的寒意，但那一轮朝阳早把大地晒得暖和和的。从山脚升起来的一团团雾气，缓慢地顺着山腰移动过去。队里又通知开大会了。会场仍在上次开摘帽大会的地方，只是台上再没有什么横幅标语了。上千个摘了“帽”的“右派”分子在台前排队坐好之后，一个穿军装的四十多岁的干部上台讲话，他走到桌前开口：“同志们，你们受苦了！”一听这一声似曾相识的“同志们”，全场掌声不息。过了一会儿在静静的会场中到处传出了呜咽的哭泣声，继儿转为大声的痛哭。哭声久久不能停止。是啊，二十多年了，谁把我们当成同志呢？我们连人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管理干部们把我们称为“劳动力”，平时就叫我们为“反动的右派分子”。而今这久违了的亲切的称呼“同志”又回来了，我们怎么不激动呢。回想往昔，又怎么不伤心呢？这是激动的泪，悲伤的泪也是感激的泪啊！等到台下的哭声稍平，台上讲话的人又亲切地喊了一声“同志们”，接着说，“党要为你们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希望你们回去好好工作……”

四十八    江津师范学校

一天早餐刚过，队长就点名通知十多个人收拾好行李去场部集合，其中也有我。我们都不知道去那里干什么。其他的难友们都为我们高兴，都认为我们要跳出“苦海”了。但多年来的囚禁劳役，使我们都不习惯“告别”的礼节了。我们揹上了破烂的行李与难友们挥手洒泪而别。来到离王家坡不远的茶场场部办公大楼前的操场上，等候了片刻，陆陆续续从其他中队又来了二十来人。然后，有一个从江津专署来的干部（记得他介绍说姓熊）对我们讲话，说我们是茶场第一批被接回去工作的，今天由江津地区统战部、人事局、教育局派汽车接我们下山。我注意看了看，在场的没有一个茶场的管理干部，大概是他们感到有些尴尬吧。

我们上了一辆客车，有人提出要客车沿茶场公路去老君洞一趟再倒回来，让我们再看一下生活了十年的地方。带队的专署干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大客车沿着这条茶山公路缓缓向老君洞方向驶去，一路不断地鸣着喇叭。从场部到老君洞，大约十多公里，沿途都是美丽的茶园，都有在园里劳动的人们。大客车载着这么多人，这么多衣衫不整的人在这条路上行走，好像还是第一次。劳动的人们向我们投来了好奇而又羡慕的目光。我们也不时地向窗外挥手致意和告别。到了老君洞，我们没有看见岳义他们出来。大概是有点愧疚吧。

下午，车到永川的江津专署招待所。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的客房里。客房虽不华丽，但却十分整洁。这是我们二十年来从未享受到的待遇了。

在招待所的两天，我们这批奇怪的客人，进进出出，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一位女同志问我：“你们是哪里来的？”我明白她的意思，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们是茶山上下来的“右派”分子，现在给我们恢复工作了。他脸上显出了十分惊讶的神色。

第三天上午，在招待所会议室里，由专署人事局的同志宣佈了我们的分配名单。一些分到江津师范专科学校，一些分到永川、荣昌、合川、江津等地的学校。我、孙大吉和李玉成分到江津白沙镇的江津师范学校。当天下午，我们即坐火车去江津的白沙镇。

白沙这座长江边上的城镇，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繁华，曾有“小上海“之称。它位于江津上游的长江南岸，成渝铁路从它的北岸通过。城镇沿江岸靠山建筑而成。因地势所限，街道狭窄而长，市面虽窄但显繁荣。主要是农产品、水菓。江津师范学校是当时四川省的重点师范学校之一。它在白沙镇的西头，长江岸边。一条小河从西南流过来，在学校前面流入长江，几乎把整个学校包了一大半。就在两河的汇合处的三角地带，有一大片土地，学校就建在这片土地上。在一片古树林中，有几幢砖木结构的古建筑，也有几幢土墙筑成的宿舍。

我报到后，被安排住在学校旧礼堂后面的一幢土墙二层楼的宿舍里。每层楼中间都有一条约一公尺宽的通道。两边是隔成一间间的单身宿舍，每间约有八九个平方米大小。里面放一张旧木板单人床，靠窗放一张三抽桌和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设备。我住在底楼里面的一间。推开窗子，外面就是两三棵合抱粗的大树。每到清晨，小鸟的歌声会把我唤醒。我的行李太少而又破旧不堪，只有一床差不多快成网状的破丝棉被，那还是我一九五四年在遵义百货公司工作时，老朋友黄永昌从正安县出差带回来送给我的。因是柞蚕丝，所以它伴随我经历了我的人生起落的二十多年。另外有一张四川十分普遍的灯草席。学校领导为我在床上铺垫了厚厚的干稻草，给了我一个五磅竹壳暖水瓶，我自己去镇上买了一个搪瓷面盆和口盅、毛巾、牙刷等用具。虽然简陋寒酸，但比起那些年睡树枝搭成的通舖，住乱石垒砌的窝棚简直是天壤之别了。我今天再不是一个被人整天谩骂呵斥的“劳动力”，而是一个人民教师了。所有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要感谢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政策啊。晚上我躺在这沙沙作响的草垫床上，守着孤灯，望着窗外婆娑摇曳的树影，听着江涛的咆啸，想起我这一生艰险苦难的历程，想起我那悲苦一生而未享受到儿子孝敬的母亲，想起那曾经海誓山盟，恩爱有加而今却因这场政治风波分手而去的前妻，想起因我而遭受株连的弟、妹们，想起马文燕他们一家为我送行的情景，想起我现在的妻子和两个可怜的小儿子，想起我那些同班同学，他们中一些没有被打成“右派”而飞黄腾达，想起这人世的沧桑，我真想痛哭一场。这是什么命运竟然开了我这么大个玩笑，几乎把我的一生全赔在这乱世的漩涡之中。我又想起与我一道劳教而冤死了的那些难友们，与他们比起来，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最起码我把牢底坐穿了，我拣得了一条残命啊！

整夜我都在回想、悲叹与庆幸中度过。接近黎明时，我又冷得发抖，直打哆嗦。江边的冷风吹得这土墙房子冷气逼人。迷糊中，一觉醒来，太阳的光已透过树林溜进了我的窗户。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解放”，重新工作的喜讯写信告诉我的弟弟妹妹们，告诉在江安的岳父家的妻儿们，告诉我那幸运在贵州水城铁厂工作的哥嫂们，让他们与我共同分享这来得太迟的幸福的喜悦。可是当我提起笔来，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啊！每封信只简短地写了几行字：“我又重新回到工作上了，我被分配到江津师范学校工作，一切很好。等到我安顿好了，有时间，

一定去看望你们……”我的具体工作就是教英语。江津师范学校为了适应地方教学的需要，受命为地区的中学迅速培训一批英语教师。为此专门办了一个英语班，有二十多个学生。原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苏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的朱征峰老师，他三十多岁，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为人十分谦和。大学毕业后来四川江津工作，但从未教过自己的专业，这次是派上用场了；另一个是陈洪金老师，三十来岁，瘦高的个子，江津本地人。据说他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为人也很直爽客气。加上我一共三人。可我算什么老师呢？我的本专业是俄语，而且还耽误了二十多年。虽然我在学校学过一些英语，在劳教队也自学了一点点，但那肤浅得很啊！怎么能上堂去培训中学教师呢？想来想去，就跑去江津县文教局找人事股长要求另行分配我的工作，或者让我教俄语。那位股长是个驼背，他抬起身子望了我一会，说：“宋老师，你是外语学院毕业的，要你教英语是专业对口的呀！再说，我们现在没有开俄语课呵，我们又正缺少英语教师，所以你必须教英语。我相信你一定能教，而且一定教得好！”这一席话真叫我啼笑皆非，好像外语学院毕业的学生任何外语都懂似的。

另一方面他对我寄託了莫大的期望，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回到学校，我下定决心，学好英语，教好英语。我先当一个培训班的“学生”，坐在教室里听朱老师、陈老师讲课，在课后就听录音，听电视课，晚上读背单词、课文到深夜一点，早晨五点钟起床，又读背单词、课文。当年我报考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英语专业被録取。在工作上，朱、陈二位老师十分照顾我，每周只给我排了两节泛读课，并帮助我备课。我用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心准备”好那一段要讲的课文，硬着头皮走上课堂，按准备好的内容讲完这一段，下课铃响，夹着书本匆匆离开教室，不敢稍事停留，因为我怕学生提问到我没有准备到的内容，那样，我就要出洋相了。功夫不负苦心人，慢慢地，我也学有长进了，也能大胆地上一堂课了。不久，我获得了四川电视大学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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