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江浪花”之三解放初义泉镇街面杂谭
绅士长弓
二〇一六年五月
解放初湄潭没有自来水，湄江、湄水河三面环城，湄江饭店、豆腐社、湄潭一中等用水大户都在河沿建有水车，靠水车提水保证自己单位使用。一般居民家庭就只能装备水缸、水桶，吃水、用水靠人力到河里挑。从湄中往下，沿河有湄中、七星桥、西街、体育场、湄水桥等5个规模较大的水码头，都是青石台阶，青石条磴伸入水面5、6米，供人取到洁净的水。挑水的高峰是每天黎明到上午9、10点钟时段，几个水码头挑水的人来来往往，加上在水码头一字排开的石阶上洗菜、洗衣的人群，非常热闹。清晨湄江薄雾中，颤颤悠悠挑担水踩在石板路上，迎着后城坡初升的太阳回家，片片瓦房上空飘起淡淡炊烟，悠然自得。
挑水虽然算不上大力气活，但对离水码头远（如东街、北街）或家中缺少劳动力的还是困难，由此义泉镇产生了一种职业：挑水卖。常见几个无工作、无其他挣钱来源的汉子（其中一人一只脚还不方便）挑担水停在街头，有人招呼要水便急忙挑到要水人家，一担水2分钱，路特别远的3分钱。有人对脚不方便的汉子怜悯，往往他挑的水都多给1、2分钱，后来这个汉子（名字略）被县政府食堂录用打杂，结束了卖水生涯。
县政府食堂用牛拉水箱车拉水是每天的风景，看惯了习以为常，可县看守所的挑水队伍一出来必定引人围观：看守所在北街中部，离哪个挑水码头都远，人多用水多，取水是大问题，解决之道是武装押着关押的犯人集体挑水；一溜十几二十个犯人，穿囚衣，每人一挑水桶，前后各有解放军战士持枪押着，排队出看守所，横穿北街挑水巷和西门坝农场，到西街挑水码头取水，再原路返回，路上集体休息几次。这支挑水队伍一出现，往往立即引起围观，我们一帮小伙伴甚至会伴随他们的挑水全程，为的是看解放军战士拉枪栓、喝口令，明晃晃的刺刀、威严的口令可把我们羡慕死了。
义泉镇不大，解放初人口不到万人，由于炊用烧柴，许多生活垃圾能燃烧的都进了灶口（草木灰是上好的农肥），养猪的人家剩菜剩饭也不会浪费，所以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很少。镇里有一辆人力垃圾车，充气车轮，木箱框，每天上午8点起沿几条街走一趟，拉车的人一边拉车，一边摇动一只铃铛，叮叮当当一路，告知人们出来倒垃圾。通常一条街的垃圾还不满一车，到三条街桥头（七星桥、老平桥、湄水桥）倾倒在河沿斜坡上，发大水时让洪水冲走。只有5天一次的赶场天，垃圾量大，各街居民打扫集中，第二天垃圾车来拉走，每条街要拉好几车。60年代后，县城发展，人口增加，居民炊用改为烧煤，垃圾量急剧增大，而且也再不能把垃圾倒在河沿上，这时镇里才有了垃圾站，装备了动力垃圾车，垃圾出城。
义泉镇从旧社会走来，市镇基础建设很少，解放初街道上没有泄水道，街道就是两边房屋的雨水沟，一到大雨，滔滔洪流从后城坡、东街、西街倾泻而下，街面成了大河。好的是50年代生活条件低，人们还没有用上冲水厕所，既无下水道，则不必担心污物浊水被冲出，污染街道。解放初居民人家有猪圈的，猪圈就是厕所；无猪圈的，每条街有一、二处公共厕所供人使用。那时县城周边农村种地、蔬菜农场种菜、湄潭一中在后城坡办农场，都还没有用上化肥，均使用农家肥，城里猪圈、厕所都有人盯着，天天有人淘粪运走作农肥，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义泉镇有一大隐患，民居大都是木瓦房，低矮成片，其中还夹杂着大量茅草房，尤以北街湄中路口右方一片茅草房最为集中，一点火星会引发滔天大祸，防止火灾特别重要。各街道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派人巡逻，大声吆喝“小心火烛，当心着火”。那时县中队兼着消防队的职能，天主堂是全城的火警点，天天有人值班。但60年代前还无条件配备现代化消防手段，灭火仅只限于人力。
1959年夏天，大湄江公社机关从鸡场河搬进湄中路口右方这片民房中，这里是一条幽深的巷道，半边是水沟，半边是道路，约2米宽。公社机关大门在巷道里，离北街街面约有百多米。里面民房院落复杂，一半瓦房一半草房。湄潭县出名几十年的“三一照相社”也在这片民房里。1960年夏天一个下午，一场大火在此发生，火势冲天，人力无法扑救，只能远远拆房设立隔离带，阻绝火势蔓延，上百户人家和大湄江公社机关烧成光坝坝，正值“湄潭事件”期间，这场大火影响深远，火灾后大湄江公社撤消。“三一照相社”同样遭到灭顶，火灾后在西街湄江旅社底楼重建。1964年，县里在这个火烧坝上规划建设了县大会堂。
上世纪50年代义泉镇居民除在“公家”单位上班外，大多以沿街开店铺作小生意为生，举凡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物项都有人从业，筑蚊香、编草鞋、打草席、编筐编萝兜背篼嗮席灰笼、箍盆箍桶箍甄子、木工瓦工泥水匠、牛车马车跑运输、担货担推鸡公车车赶溜溜场、倒买倒卖各种农产品赚取差价、碾坊榨坊磨面坊、修理摊、皮匠摊、打铁炉、各种小吃摊……，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余下的劳动力多半到“三场”（茶场、蔬菜农场、药材农场）作农工，摘茶、薅茶、打茶药、施肥、摘老茶叶（给西藏制茶砖）、挖老茶树，耕种菜地、侍弄蔬菜，种植药材，炮制成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就像平水期的湄江水一样，平稳、安乐，没有一点涟漪。
就连小孩喜欢看的小人书也有人想办法赚钱：弄一间街面铺面，买一、二百本小人书挂在墙上，地上一圈小板凳，小孩来看书，薄的2分钱一本，厚的3分钱一本。小孩们零花钱少，少也有少的办法，通常5、6个小孩一起进小书铺，每人出钱各取一本书，坐到一起互相交换看，花一本书的钱可以看5、6本书，店主也不干涉，往往小书铺里塞满了小孩。
县新华书店在东街与南街转角，是当时县城比较漂亮的三层楼房，一楼是门面，沿东街一大串玻璃橱窗，摆满了各种小人书，但这里的小人书不让翻看，只能购买。店内中间是几个大书台，靠墙一排大书柜，书台和书柜存放的书允许翻阅，但不准弄脏。有小孩进店，工作人员要检查小孩的手脏不脏，有手脏的在柜台边一个脸盆里洗干净、擦干后才让翻阅书籍。新华书店里面经常小学生人满为患，尤其是暑假期间，大圈小学生靠书柜席地而坐阅读吸引人的图书（那时小学生零花钱少，买不起大部头书籍）。我记得《十万为什么》一面世，我就是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坐在新华书店地上看完了整套书，在幼小的心灵里，宇宙、星系、光年、宇宙速度、原子、射线……，神而往之，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那时科学还没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电视不用说，一般老百姓家连收音机也没有。街上56年才有电灯照明，电灯杆上的喇叭57年才开始广播，早上一小时，晚上一小时，用的是《海军进行曲》作广播开始曲。因此人们业余生活单调。除了看电影、看川剧（湄潭川剧团在北关，60年代前上演的基本都是折子戏，小孩不感兴趣，60年代初曾经编排过现代戏，但始终没有闯出自己的路，文革前解散）外，就只有坐茶馆。
县城茶馆有二处，一处北关，一处西街。坐茶馆分午茶和晚茶，午茶是每天中午开始到下午5点左右，茶客不多，基本上是不再劳动、工作的老人和悠闲之人；晚茶热闹，从晚上6点左右开始，是工作的大人们、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休恬的时段。一盖碗茶5分钱，随你喝多久，续多少次水也无人在意；再要上3分钱一碟的葵花子、南瓜子或5分钱一碟的卤豆腐干佐茶，慵庸地躺在竹躺椅上，或闭目养神静听茶馆里的怀书（湄潭把“说书”叫“怀书”），或与邻座友好切磋几把“大贰”（湄潭流行的一种纸牌，又叫“打川叶子”、“扣博”，但不像现在这样带赌），或交流生意信息、评价社会新闻，用以消磨时光。一般老茶客在茶馆里座位都比较固定，许多时候新茶客根本找不到空座。茶博士招呼茶客非常殷勤，手脚麻利，往往茶客刚到座前，茶博士左手一套盖碗往茶几上一放，手指已将碗盖夹起，右手拎着开水壶长嘴对着早已放好茶叶的茶碗冲水，随着水壶断水，左手夹着的茶碗盖“咔嗒”一声盖回茶碗上，干净利索，滴水不漏。茶客还在与左右寒暄，茶博士的表演已经结束，再加湄潭特有的茶文化，茶馆里气氛异常和谐。我们小孩混茶馆白听说书，大都是靠墙站着，一站一晚上，直到晚上11点左右茶馆晚茶结束。
义泉镇再小，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少不了发生各种矛盾。但那时人们之间发生矛盾，动手的场景非常少见，大多是拉扯着“评理”。“评理”要有评判者，许多爱仗义执言的人就成了评判；可是有些矛盾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就能解决，于是刚解放那几年闹矛盾的双方就找“公家人”来判决。“公家人”好找，因为实行的是供给制，“公家人”身着政府统一发的蓝色制服和帽子、鞋子，人流中一眼就能认出，而且那时“公家人”威信绝对高，政策水平也高，往往一言九鼎，解决问题。稍后几年，“公家人”多了，水平渐渐参差不齐，供给制取消后也难以辨认了，“评理”的调解、评判才慢慢转到居委和人民代表身上，不过他们的解决能力和威信比解放初的“公家人”就差多了。当然，矛盾的调解、评判有一定的范围，超出范围的事只能上交到公安派出所来解决，在解放初，发生了要由派出所来解决的事那就一定是大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