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江浪花”之七湄潭一中的“抗大”传统
绅士长弓
二〇一六年五月
上世纪60年代湄中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叫刘仁权，南洋华侨子弟，抗战时投奔延安革命，抗大毕业，南下三八式老干部；看起来一个清癯、精神利索的老头，讲起革命传统头头是道。每年开学，初中一年级新生开学第一课就是他讲《延安求学记》，讲当年他们一批青年突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克服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抗大的故事，进行传统教育；由于亲身经历，非常吸引人。在他的带领下，湄潭一中贯穿着浓厚的抗大学风，传承了抗大的优秀传统。
刘校长传承的抗大联系工农的作风，首屈一指就是结合农事的支农劳动，每个学期到农村劳动一个星期到十天，春天载秧、秋天垯谷，学校全员参加，没有例外，直到1968年夏天我毕业离开学校，5年来支农劳动没有中断过（包括刘校长文革中被“打倒”期间也没有中断）。春种秋收是农村最忙的季节，学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额外给生产队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非常受农民欢迎。
校内劳动也是培养学生劳动观念的重要场地，除后城坡山弯里各班的菜地外，还进行了二个大项目：一次是1964年学校建设大礼堂前高堡坎，全校师生动员，高年级开山运石，低年级和泥砌墙，浩大的工程几天就完成了；还有一次也是1964年建连接学校大门大路的环山公路，沿后城坡山弯顺山势修建到足球场顶端，高年级开山炸石，低年级铺路，修建环山公路的场面轰轰烈烈，记忆犹新。劳动课在后城坡山弯班里土地上课，主要是种应季蔬菜，也有按劳动课本《生产知识》干的，如种棉花、佛手瓜等等；24节气与生产季节联系密切，我背得滚瓜烂熟，终身不会忘记。
我们读初中开始，也是中苏论战最激烈的时期，《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期期必学，国际形势紧张，中央布置准备打仗，学校也不例外，班级、学生都作好准备；学校经常半夜紧急集合，打背包出发到临时指定的地方，学校河对岸山头、罗家湾都曾经是目的地，甚至一次半夜里沿着围城外环路急行军，搞防空演习。体育课内容也跟着国际形势变化，打背包跑围城外环路，背包重量必须达到规定，不到重量的塞砖头、加锄板，跑步时间要计时，规定时间回不来的增加跑步次数…。学生一紧张，全城人民跟着紧张…。
1964年秋，为了解决冬天教室取暖，学校联系五里坡背后遵义县一个煤矿，到该矿买煤，全校师生利用星期天去运回来。这天天气奇好，天刚朦朦亮同学们就吃早餐，带上学校食堂准备的馒头出发（其实各班都有午餐打算），分别从关堰走或养马塘前分路走，到达五里坡下汇合上山。在五里坡下农户里找一个回来时吃饭的人家，留几个同学做饭等候。五里坡路不险，但山真高，爬上坡顶太阳刚出山，照着黔北高原；远眺大地尽头，隐约看见湄潭城在一片雾竭中时隐时现。我们一帮同学一面观赏一面前行，大家有说有笑走得很快，大约12点来钟，我们到达煤矿。煤矿不大，只有一条矿井而且很原始，连电缆车也没有，全靠人力把挖下的煤用筐拖出来，我们围着巷道看稀奇：先看到巷道深处一点光亮，有动静，过了好一会才隐约看见矿工人影，光亮是从用带子箍在头顶上的油灯火光里射出来的。煤矿工人很脏，除了眼白和牙齿还有一点白色外，全身乌黑；离巷道口丈把远矿工不走了，蹲着挥手连声嚷，叫我们走开，等女同学都走后他才出来，原来人家除跨下着一条黑短裤外全身赤裸，怪不得让女同学走开。
我们不敢多耽搁，用背篼装20来斤煤就走，俗语说路远背死人，谁也不敢多装。回头路就走得慢了，慢慢拉开距离，变成2、3个同学在一起，等下完五里坡已经下午4点来钟，吃过班里准备的午饭往湄潭方向继续走，到学校华灯初上，天已经黑了。我们跑到学校食堂吃饭，平时总是闹闹嚷嚷的饭厅今天格外安静，没几个人。吃完饭，洗了把脸倒头便睡，一觉睡到第二天早自习；到班上一打听，学校到矿井60多里，去回130来里，好的是全班同学都平安回校；当然，力气小一点或走得慢的、装得多些的回来得晚，班主任老师一路收容，在五里坡下做饭的同学也代背一段，近千斤煤炭运回班里，一冬天烧的煤够了。
湄潭一中的文艺宣传队鼎鼎有名，是县委宣传部的精锐队伍，举凡有中心工作，必定安排湄中宣传队组织排练节目进行宣传。搞“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排练了话剧《年青一代》、革命传统教育排练了歌舞《红梅颂》、抗美援越活动排练了大型歌舞《我的心连着遥远的越南南方》……，这些节目当年在县大会堂上演，极受欢迎，经久不衰。
1965年冬天，湄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见《乡愁》介绍）开展得如火如荼，县委要求湄中文艺宣传队配合运动在春节前下乡演出。过了1966年新年，学期刚结束就接到下农村演出的指示。学校宣传队编了两个队，一队从黄家坝开始，经高台，主要到茅坪区演出；二队从关堰开始，到黄家坝、高台、新南、流水演出，我编在二队。宣传队队员自带行李、演出服装和道具，打成背包步行出发。湄潭县虽然文化风气好，但下乡搞文艺演出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各地公社党委重视，书记、社长亲自装台（用许多八仙桌在坝子上拼成演出舞台），安装照明（汽灯），晚上陪着吃饭，照料起居，不能发生任何意外。
我们二队在关堰演出后到黄家坝演出，由于一队头天刚演出过，反响很好，我们二队演出时观众更多，人山人海，演出结束后散场都用了个多小时；我们站在区公所楼上瞭望，燃着葵花杆火把走在乡间小路上的人流四处散开，星星点点，据说最远的要走2、3个小时。
在高台演出时，旁边的三联公社书记找到带队老师，邀请宣传队到该公社演出，并且说公社还买了头羊，宣传队到后杀来吃。因为县委已经确定演出地点，不能变更，带队老师没答应，公社书记一脸失望。
离开高台，经两路口分路，我们向新南（地名叫新场）公社出发。新南不顺路，历来什么好事都绕开新南公社，宣传队到来让公社领导非常高兴。新南公社再往南是流水公社，已是湄潭县最边远的地方，出公社所在地不远就是乌江，对岸属瓮安县。听说宣传队来流水演出，两岸轰动，天未黑大群大群的农民一拨一拨挤到舞台前。流水公社书记说连对岸瓮安农民都一船一船往这边赶，带队老师一脸忧愁，怕演出后农民过乌江出危险。公社书记发笑：你愁什么，天黑了农民就不行船了，他们才不傻，不会投亲靠友明天再走吗？一席话讲得带队老师眉开眼笑。
这天同学们特别卖力，演出效果特别好，歌舞“丰收舞”跳了两次，满场喝彩。湄潭文艺影响力就这样在上世纪60年代传到瓮安。演出结束后，流水公社机关特别小，几十人不能住宿，得赶回10多里的新南公社住；同学们打着预先准备的火把，在朔风凛冽、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往新南赶，回到新南已是次日凌晨。
1967年初夏，文化大革命中，湄潭一中仍然组织了全校师生下农村支农劳动，到鱼泉沟一带收菜籽、栽秧。学校宣传队劳动一个星期后，打背包步行沿鱼泉-马山各公社演出，回程在清江园乘船横穿杨家坪水库，到杨家坪、永兴等地演出后回校。据我所知，这是湄潭一中宣传队最后一次背背包步行下乡宣传，也是湄潭一中传承“抗大”精神的最后一次演绎；70年代后，湄潭一中逐渐挖掘、提炼了浙大西迁办学的“求是”学风，形成自己的办学灵魂，最后高中部划列单独组建“求是中学”搬迁到泽溪口，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