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城边纪事——人文、历史，自然地理，儿时野性等（六）
|
|
- 阅读：73487
- 回复：5
- 发表于：2013/11/3 11:35:43
- 来自：贵州
- 楼主
- 倒序看帖
- 只看该作者
（六）读《石坛》古诗（品味古人之四）
宋之后，元朝时湄江地域无考。直到明朝，湄江地域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其不可止步的发展延续到今。 明时贵州建省，贵州高原在我国地势等级第二阶梯大斜坡带上，以及处我国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分水岭上的特征得以在行政区划上明确表现出来。地理交通上，贵州作为行政单元，其处西南交通枢纽地位更显，而湄江地域自《水经注》揭开它“行而宜”的面纱后，历经约有千年，点缀在西南交通枢纽地位的次级地位也显现出来。 但有个疑问是，自《水经注》揭开湄江地域“行而宜”的面纱，到贵州抚臣郭子章奏疏设建湄潭县，凡去1000多年，湄江是域可寻的文明进程在若隐若现中缓慢有显。这其间它如何处蒙昧状态或情状如何？建县前明朝在是域实施“屯垦”开发、永兴设立商埠及经历“平播”大事件后设建湄潭县祥情如何？或者，还应有些历史的祥情说明湄江地域经历了那些具体变化？可在我能搜寻的信息里，历史线索总有些模糊不清也说不清楚？这难免留下些遗憾。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孤陋和遗憾而已，毕竟涉史有限，导致了疑惑，徒然留下的遗憾。不过，我以为这对于正确认识湄江地域的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的变化还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人类寻找思想和灵魂的历史。思想就是所思所想，是人类面对现实生活作出的回答和思考。而灵魂哩，说的是一种存在，昔在、今在随人类存在而绵延存在。有意思之处是，回答现实所面对的问题是思想的任务，但灵魂不然，它没有要为什么东东作答的任务，是要思考者追寻、探求真实的存在。一般来说，有所思想或说明思想可能容易些，但要防止产生繆误，清楚明白灵魂的存在及影响就难多了。可是，人类却容易犯些毛病，是在主观意志下，过份强调现实思想任务的作用而低估灵魂的存在意义，在事实上误把思想和灵魂混成了一谈，这导致不少繆误产生，如此，反倒困惑人们本身。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不鲜见的。 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湄潭县翻印清时康熙、光绪两时期编修的《湄潭县志》时，周大新为翻印本作的《序》中说，自明建县到清光绪时期，凡300年的历史中湄潭有过三次修志。清时两次的留下来了，可惜第一部《志》荡然无存。这本荡然无存的《志》按湄建县后及明、南明到清之变的情况看，若有应该是“明志”。湄潭自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建县后，到明崇祯年间（公元1627——1644年）凡去三十来年，应赶上明崇祯年间“明志”地方志编撰的重要时期。而此时的湄潭也是“人文蔚集”，留下一部“明志”当是完全可能的，只是，真被历史烟没了。 在痛惜湄潭县少了“明志”那会，一度认为如我在“文革”中时所见，曾经有个县（不是湄潭）因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县城到“四里八乡”的所有古籍、古董、“赵公元帅”、牌匾门头雕阁、佛道诸家遗物什么的都搜罗了，好大的一个广场，堆满了那里若一座山，然后一把火就“横扫除”了。这个原因，也认为湄潭县曾经有的那部“明志”是不是也如此给弄没了？后来看《贵州古代史》，其中论述到贵州在编修“明志”时颇有成就，只是“文革”结束时，中国科学院了解全国地方志存在情况中，贵州省明时编修的地方志仅存不到二成，成为贵州文化遗产的一大不幸，但相对而言，清时编修的则数量可观的留存下来，大概清时因其树立“正统 ”及兴“文字狱”，毁在那时或经明、清之变及贵州境内多兵、民之变的战火中了也未可知。虽说清时贵州总归留下了丰硕的清代方志，为了解一个历史真实的贵州不乏帮助，但“明志”毕竟是贵州建省后首开编志，失去了其线索，不少东西就不易寻觅了。这些变数至少说明，灵魂这东西确实与具体的现实思想作答是不同的，主观意志的任务终不能将真实的存在都埋没了，终久，人们总归还是要去寻找它的。 也是在清代，曾被康熙重用的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因作《桃花扇》失宠，他当时评价全国各地文学，说到贵州时，认为贵州：“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我理解，他是说贵州是有些东东的，但没能或不能使人知道。没能使人知用今天的话说是贵州自己没宣扬或存历史偏见不为世人理解；不能使人知该作两说，是历史上确实封闭的贵州让人没弄懂，没弄懂当然不能说它没有了。不过这话是说的含蓄些，隐含的意思他可能是在说贵州自己的个性特征没被挖掘出来。 也在清代，清康熙《湄潭县志》中有一篇【序】中把问题说的要清楚些：“余观黔地遐荒，官于斯者，易生厌薄，且多称他省之盛，以侘边儌。”他这话的意思，大概是讲在主流的言论中，并没在贵州立住根的人评价贵州反倒成为了主流意识，使贵州不过是别人用来夸耀、标榜自己的一个“遐荒”的对象而已，如此，当然就无法看清一个真实的贵州了。 其实，要寻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看似个如此简单的事情，其实还真不简单。就说我们贵州吧，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还在世的时候，很为人宽厚的他难免有忿忿不平的时候，在无意间他顺便说到一事。是在外地参加全国性的学者专家到场的什么会议，提到贵州，有点起哄性质地，不少人喷来蛮荒、辟壤、落后甚至是还不开化之地。这很深重的刺痛了他，回黔后他埋头挖掘，写出了明、清两朝贵州出了《三千举人八百进士》的历史史实一书。而在谈话中，我最佩服老人的是他传统文化的深邃与宽厚。他是遵义人，他说要抹去世人特别是文人对贵州的偏见，不是易事。最早还在唐朝，大文豪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一文中就借柳宗元的口说：“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也。”此文收入古之文人必读的《古文观止》里，而韩愈又如此影响之大，加之柳宗元有“黔之馿”一文说如何的“黔馿计穷”，根深蒂固的观念大概总让人们难以释怀。不过，拨开荫蔽，同是唐时文人的孟郊说的就不同了。他的《赠黔府王中承楚》诗如是说：“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在黔中鸣。山水千万遶，中有君子行，儒风一似扇，汙俗心皆平。”当然，历史评价中，孟郊只在二、三流的诗人，不是那么上位，可能他的话影响就不那么巨大。不过，通过此，我们获得的是自唐以来贵州境域两个给予世人不同的面孔。
|
|
|
|
|
楼主好读、善思，从湄江石坛诗咏不断的联想到古人、史事，钦佩 
|
|
|
|
拜读了 长见识了 
|
|
帖子已过去太久远了，不再提供回复功能，请勿尝试回复！！
